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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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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贝桑布(1935年7月6日),简称丹增嘉措,又被称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现任达赖喇嘛,也是该派中最具影响力的僧侣。他长期推动大西藏地区的自治,及维护西藏历史与文化基础。他反对使用暴力手段,主张以和平方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他被视为西藏政治和宗教的象征人物,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中国政府将其视为推动西藏独立运动的分裂势力之精神领袖之一。

丹增嘉措在安多地区塔泽村(属中华民国青海省湟中县)的农民家庭出生,原名拉莫顿珠。1937年,经寻访团遴选,他被认定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隔年,西藏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其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则批准免于“金瓶掣签”。1940年2月22日,其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先后由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达扎·阿旺松绕图多旦巴杰增出任西藏摄政。

1950年11月17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击败藏军,丹增嘉措提前亲政,正式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5月,西藏政府派遣代表团至北京市举行谈判,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1954年至1959年间,他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务委员,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但到了1957年,受到民主改革影响,西藏骚乱局势已经无法控制,最终爆发武装冲突。1959年3月17日,他在藏区骚乱期间出逃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藏人行政中央。尔后,他长期向世界各地民众讲解藏传佛教,以及宣传藏族人权等议题,也谈论环境、经济学、妇女权利、非暴力、宗教对话、物理学、天文学、佛教和科学、认知神经科学、性关系等各种项目。2011年,他宣布转移政治权力,结束达赖喇嘛长期的政教合一的传统。

目录

  • 1达赖喇嘛
  • 2早年生活
    • 2.1家庭背景
    • 2.2前往拉萨
    • 2.3接受教育
  • 3统治西藏
    • 3.1军队进藏
    • 3.2尝试合作
    • 3.3流亡印度
  • 4流亡政府
    • 4.1建立基础
    • 4.2爆发骚乱
    • 4.3退出政务
  • 5对外互动
    • 5.1国际交流
    • 5.2宗教互动
    • 5.3科学讨论
  • 6思想主张
    • 6.1藏传佛教
    • 6.2马克思主义
    • 6.3藏区自治
    • 6.4政治议题
    • 6.5社会议题
  • 7人物生活
    • 7.1个人生活
    • 7.2转世规划
  • 8造成影响
    • 8.1公众形象
    • 8.2中国反应
    • 8.3奖项荣誉
  • 9主要著作
  • 10注释
  • 11参考资料
  • 12参考文献
  • 13外部链接

达赖喇嘛[编辑]

 
丹增嘉措被视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图中人物)的转世灵童。

作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丹增嘉措的法名为“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贝桑布”(རྗེ་བཙུན་འཇམ་དཔལ་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སྲིད་གསུམ་དབང་བསྒྱུར་མཚུངས་པ་མེད་པའི་སྡེ་དཔལ་བཟང་པོ་),意译为“文殊尊者语自在睿智良慧持法海总摄三界无敌军具足吉祥贤德尊”[2][3]。在过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僧侣,也是该派实质的领袖[4]。而在当前,达赖喇嘛除了是格鲁派的最高指导者外,对于其他藏传佛教的教派来说,他也是藏传佛教最高领导者,甚至被称作藏传佛教的“法王”[5]。例如宁玛派的流亡藏人索甲仁波切,便认为现在的丹增嘉措是藏传佛教最高领袖[6]

在历史上,过去除了格鲁派外,其他藏传佛教的教派并没有确定、统一的组织架构[7]。而即便是在格鲁派,达赖喇嘛和寺院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随着时间变化有所不同,不完全是由达赖喇嘛领导组织[7]。最初达赖喇嘛也非格鲁派的正式领袖,不过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及与其他教派发生摩擦,第二世达赖喇嘛首先成为教派领袖,尔后第三世达赖喇嘛则追认转世系谱,确立格鲁派的团结象征[8]。而从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到1959年期间,达赖喇嘛的传统世俗职责还包括在甘丹颇章主持西藏政府[9][10]

因此,在西藏、蒙古高原在内的藏传佛教地区,达赖喇嘛同时是具有影响力的宗教权威,以及统治西藏的政治领导人[11][12]。虽然过去达赖喇嘛的统治,通常是受到蒙古帝国(1642年至1720年)和清朝(1720年至1912年)的庇护,不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宣布西藏完全独立[13]。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政府随后派出寻访团打探其化身[14]。最终他们被许多迹象引导,来到塔尔寺附近,并找到丹增嘉措[15]。在经过几道对可能人选的验证后,西藏政府认定丹增嘉措便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16]

早年生活[编辑]

家庭背景[编辑]

 
1947年,宁康德在拉萨拍下丹增嘉措家庭的成员照,包括父亲祁却才仁、母亲德吉才仁和三个孩子。

1935年7月6日,丹增嘉措在藏区东北部安多地区塔泽村的一个农民和马贩家庭出生[注 1][20][21][22]。这个安多地区小村庄位于传统藏区边境[23][24],约有20个农民家庭定居[21]。丹增嘉措的家族出身土族[25],双亲并非贵族阶级、而是与地主无联系的小农,住在典型的藏族住屋里[26]。他们拥有小块土地,自力耕种青稞、荞麦和马铃薯[21],并混养数头犏牛、约80头绵羊和山羊、几匹马与一对牦牛[26]

丹增嘉措原名为“拉莫顿珠”(ལྷ་མོ་དོན་འགྲུབ།[20][21],意思是“期盼充满神性”[27]。其母亲后来告诉他,其从小未曾显现出怯生的样子[26]。他是16个孩子中的第九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姐姐达拉·次仁卓玛,比他年长18岁[28]。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很早就被认定是高级喇嘛当彩活佛,而被迎请到著名的塔尔寺[26]。后来拉莫顿珠被限制在塔尔寺时,其两个兄弟身为“承愿转世者”,已在那里学习成为喇嘛[29]。在拉莫顿珠2岁多时,西藏噶厦政府根据事前预兆,派出3个寻访小组前往东北方、东方和东南方,寻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20][30][31][32]

其中一个预兆是,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其头部先是朝向南方,后来却转向东北方,暗示转世灵童的出生方向[21][33]。随后高级喇嘛、西藏摄政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至圣湖拉姆拉错观湖,清晰“看见”水里浮现“Ah”(ཨཿ)、“Ka”()和“Ma”()三个藏文字母,接着出现一座有绿蓝色屋瓦与金色屋顶的三层楼寺院,再经过一条曲折小径通到东面山丘,对面有一栋怪异造型“导水槽”、绿松石色屋檐的小屋[20][34]。热振和大多数人确信“Ah”暗示寻访地点在安多地区,并派遣寻访团至东北方[注 2][36]

1937年,寻访团抵达结古,与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会面[37]。后者提出3名候选男孩的姓名,随后有两位被排除[注 3][37]。在拜访第三位人选时,寻访团开始觉得“Ka”指的是三层楼高、绿蓝色屋顶的塔尔寺,而寻访附近的村落后,亦发现与观湖相符合、屋顶上有结瘤杜松木干的房子[20][31][39]。寻访团领袖结昌仁波切先是扮作仆人,但被拉莫顿珠称呼为“色拉喇嘛”[40]。而当携带一些相似物件拜访时,拉莫顿珠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确无误地认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个人用品,且拒绝选择其他物品[20][21][41]

前往拉萨[编辑]

 
1939年,拉莫顿珠和阿奇博·斯蒂尔

从1936年起,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实际统治青海省,而其“马家军”亦获得中国国民政府支持[注 4][43]。在前往塔泽村前,结昌仁波切曾先向其致意[44]。这让马步芳知道寻访的事情,而把拉莫顿珠及其家人带到他处[45]。马步芳和塔尔寺要求先认定拉莫顿珠为达赖喇嘛,否则拒绝让其离开[46]。虽然结昌仁波切已经确定人选,西藏政府指示要把拉莫顿珠带回拉萨,以做进一步测试;西藏政府认为如果先宣布拉莫顿珠为达赖喇嘛,国民政府会坚持派遣大批军队护送,并留在拉萨拒绝撤出[47]

马步芳后来收回要求,同意先交付10万元法币,就允许他们前往拉萨[48]。结昌仁波切设法满足赎金要求,但抵达塔尔寺时,马步芳再次要求另外缴出33万美元的赎金:政府官员、军事部属和塔尔寺各10万美元,护送费2万美元,马步芳本人则收1万美元[49]。由于历经2年的外交争执,为避免大批护送军队进驻拉萨,西藏政府接受赎金要求[50]。最后在拉萨的西藏政府经由穆斯林商人代表,向马步芳支付赎金款项,西藏政府则事后连同利息偿还[51]。印度政府还给予西藏进口特许权,帮助他们筹集赎金[52]

1938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的转世、认定事宜[53][54]。1939年夏天,在付给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大笔护送费后,西藏政府的寻访团带着拉莫顿珠、及其双亲和三哥达拉·洛桑三旦,动身前往西藏拉萨[30],并由师长马元海护送[31][55]。而在前往拉萨的路上,西藏摄政和民众大会已完成转世灵童的确认[56][57]。当寻访团离开马步芳统治的地区,西藏政府宣布拉莫顿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公开承认此事[58][59]。经过10个星期的旅途,拉莫顿珠在10月8日抵达拉萨,送往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意即珠宝邸园)[60]

接受教育[编辑]

 
丹增嘉措和他的西藏内阁成员,摄于1919年至1949年期间。

1940年2月22日,拉莫顿珠被送到西藏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59][30],正式升座成为达赖喇嘛,国民政府亦派代表参与[61][62]。在吴忠信建议下,国民政府批准其免于“金瓶掣签”[63]。西藏习俗并无“主持人”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是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转世[56],理由包括电报中多次使用“主持”二字,亦明显花费许多心力主持活动[64]。但这说法也引起争议,茨仁夏加认为没有证据指出是由其主持[65],梅尔文·戈尔茨坦则表示该说法不可信[66]。后来丹增嘉措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剃发仪式,剃度成为沙弥,开始达赖喇嘛的见习修行[30][67]

根据其说法,他在西藏有多位高级与初级亲教师,包括热振活佛、塔汤仁波切、林仁波切、赤绛仁波切等[26]。最初他与洛桑三旦一起接受阅读、书法、背诵佛经等基本教育[26]。大约在8岁时,由于洛桑三旦被送到私立学校,其只能在探访时与母亲、姐姐和哥哥会面[26]。他也开始接受僧伽的教育课程,包括大五明及小五明[20][68]。大五明是梵语、哲学、工艺、藏医学及佛学,佛学包括般若、中观、俱舍、律仪学、释量论[20];小五明是诗学、戏剧学、占星学、词藻学、声律学[20]。除了接受藏族精神领袖的教育外,他也被培植为世俗领袖,但仍保有许多游戏时间[69]。其每年早春搬到罗布林卡,而在6个月后的冬天开始前,搬回布达拉宫,直到20岁出头才开始永久住在罗布林卡[26]

在西藏拉萨时,他还培养出对科学技术的长期兴趣[70],着迷于钟表、望远镜、电影放映机、发条士兵、汽车等机械物品[71],并会拆卸修理[72][73]。他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意识到那只是有坑洞的岩石,而非亲教师教导的会发出光芒的天体[72]。1941年,达扎·阿旺松绕图多旦巴杰增成为西藏摄政[30][74]。与此同时,马步芳的部队经常攻击拉卜楞寺[75]。1942年,蒋中正命令马步芳召集穆斯林士兵,并准备进军西藏[76];后者遵从,调动几千人部队进入西藏边境[77]。1947年,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在狱中逝世[30][78]。当时,丹增嘉措由两位称厦训练辩论[30]

统治西藏[编辑]

军队进藏[编辑]

 
195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前往拉萨市罗布林卡访问丹增嘉措。

1950年夏天,西藏在藏剧节前夕发生大地震[30]。10月7日,已经建国1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宣称将“和平解放西藏”[30][79]。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越过金沙江、持续向昌都进军[30][80],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最终投降[81]。11月7日,噶厦向联合国求援,要求出面“调停”[30][82]。11月17日,随着中国进军西藏,丹增嘉措提前亲政[注 5][59][84],正式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85]。随后他暂居西藏南方的亚东[30][86][87]

1951年4月,西藏噶厦派出五人代表团,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前往北京市和谈[80][86][88]。5月23日,虽然没有得到丹增嘉措的授权,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政府代表团的代表,在相互友好的基础上,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17条协议[86][89][90]。协议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涉外事宜”,且不会强迫推动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处理[80][86][91]。而与张经武会面后,丹增嘉措在8月返回拉萨[92]

10月24日,丹增嘉措致电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与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且在毛泽东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会积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将“帝国主义势力”驱离西藏、保护领土主权的统一[86][93]。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亦发表声明[80]。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80],深入江孜、日喀则等地[86][94]。10月28日,丹增嘉措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95]。随着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共同合作,后者开始处理西藏外交局、及在印度设置领事馆等问题[96][97]。1953年,丹增嘉措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86]

尝试合作[编辑]

 
1954年9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右一)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右四)前往北京市,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前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右三)会面。

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赴北京市,两人先与毛泽东会面;随后以西藏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讨论、通过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86][97][98][99]。9月27日,丹增嘉措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100][101],持续任职至1964年[102][103]。12月25日,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04]。1955年2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由其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05]

不过中国政府也在西藏地区引进民主改革,展开的阶级斗争造成影响[106]。5月,趁著丹增嘉措从北京市返回西藏,阿乐群则等人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递交请愿书,要求领导西藏独立运动[98]。同时,其经师洛桑益西·丹增嘉措、索康·旺钦格勒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反对民主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甚至发动武装行动[98]。6月29日,丹增嘉措回到拉萨后,阿乐群则等人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地位[98]

对于阿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要求丹增嘉措和噶厦采取制止行动,认为这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及国务院的决定[98]。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84][107],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前往拉萨,向西藏各族民众表示祝贺,且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丹增嘉措[98][108]

到了11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应印度政府的访问邀请[109],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98][110]。其从日喀则出发,先前往印度锡金邦甘托克,随后搭乘飞机至新德里[98][111]。期间,丹增嘉措向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寻求可能的政治庇护[注 6][113]。不过印度在1954年与中国签订条约,尼赫鲁基于不干预主义并不赞成,认为是对和平的挑衅;[114]。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前往德里,在1个月内与丹增嘉措数次会谈[注 7][98][116][117]。最后经周恩来的说服和尼赫鲁的保证,丹增嘉措及主要随行官员先前往卡林邦,隔年2月15日返回西藏亚东,4月1日回到拉萨[98][118]

流亡印度[编辑]

 
1959年,丹增嘉措在印度和P·N·梅昂会面,由约翰·托芬汉姆拍摄。

到了1957年,西藏的骚乱局势已经无法控制[119]。7月,在500名甘肃、西藏、四川、云南等地成员集结下,反抗组织“四水六岗”向丹增嘉措献上“金宝座”,后者则为代表挂上哈达[98]。1958年11月2日,因应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他召集噶厦全体噶伦、三大寺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全体西藏政府官员采积极态度处理[98][120]。而在11月5日的噶厦全体官员会议上,噶厦官员们除了讨论平息混乱,也决定丹增嘉措不宜到北京市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8][121]

1959年,在默朗木祈愿大法会期间,丹增嘉措在大昭寺进行年度考试[122][123]。他以优异成绩通过,获颁最高级别的格西拉让巴头衔──相当于佛教哲学的博士学位[20][124][125]。3月10日,由于中国方面邀请丹增嘉措看戏,藏族民众包围夏宫罗布林卡[126],恳求拒绝邀请[127][128]。西藏群众在拉萨等地展开反对中国的示威[127][129],双方最终爆发武装冲突[注 8][98][126][130]。在西藏骚乱爆发之初,由于担心生命安全,丹增嘉措和随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科帮助下,于3月17日离开西藏拉萨、出逃印度[84][127][126][131]

3月30日,他越境进入印度,4月18日抵达阿萨姆邦泰兹普尔[132]。随着他与噶厦成员抵达印度,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运作[127][133][134],后来约有80,000名流亡藏族定居在此[124][135]。在1960年代,中央情报局还秘密计划长期支持西藏独立运动,以削弱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党政府[136]。西藏项目年度资金预算超过170万美元,主要提拨给藏人行政中央、训练志愿者、及支付对抗中国的游击队队员[136][137];相对地在1952年,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总收入仅有人民币1,300万元[138]

不过在1995年,丹增嘉措对中央情报局官员表示,尽管这有助于对抗中国者的士气,但也“失去数千人生命”[139]。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同样批评中央情报局支持西藏独立运动,认为美国政府介入中国事务,并非关心或帮助西藏独立,而是挑战中国的“冷战策略”[139],是颠覆所有共产主义政府的“全球行动”[140]。1999年,他再次表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对西藏有害,因为主要是服务“美国利益”[141];而当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时,便停止过去的协助[141]

流亡政府[编辑]

建立基础[编辑]

 
1973年10月,丹增嘉措抵达瑞士苏黎世机场,身旁成员还有甲日·洛迪。

1962年,流亡中的丹增嘉措宣布西藏民主宪法《流亡藏人宪章》,将藏人行政中央转为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民主政府[127][142][143]。由于丹增嘉措和美国向联合国提出介入西藏问题的呼吁,联合国大会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决议,呼吁尊重西藏人民[124][144][145]。但在之后的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透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正式取代中华民国取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146]。他还创立藏族教育系统,教授藏族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124][147][148]。1970年,他在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馆内收藏80,000多份重要手稿与资料,涉及西藏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被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藏学机构之一[147]

相对地,在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他仍担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49],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则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150]。196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86][151][152]。尔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曾表示其可以返回中国,但“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153][154]。1987年9月21日,他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向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发表演讲,就未来西藏地位问题提出“五点和平计划[155][156][157]。1988年6月15日,他在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也提出类似的建议[158][159][160][161]

根据《北京周报》对其出生地红崖村的采访报导,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1989年1月20日圆寂后,中国佛教协会曾要求其参加追悼会,但遭拒绝[162]。随后他认定更登确吉尼玛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中国政府却另外确认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为转世灵童[163]。1996年,根据一家监督组织和西藏报纸报导,西藏政府开始禁止寺院和公共场所摆放任何流亡中的丹增嘉措“照片”[164]。4月22日和4月23日,便衣警察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的酒店和餐馆,要求藏族移除相关照片[164]。2000年,他协助噶举派的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从西藏自治区逃往印度[165]

爆发骚乱[编辑]

 
2008年4月20日,丹增嘉措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

虽然中国政府不断攻击丹增嘉措[166],从2002年9月以来,其派遣的特使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多次会谈[167][168],美国政府则表示欢迎双方的会谈[169][170]。但在2004年10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于会谈中指出,不允许丹增嘉措在印度进行政治活动[171]。2007年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将从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导人退休,政治决策转交给噶伦赤巴洛桑丹增[163]。2008年,中国政府指责他试图破坏该年在北京市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72],包括流亡藏族在印度发动为期6个月的抗议活动[173],及支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计划缺席开幕式等[174][175]

3月16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发生藏族袭击汉族、掠夺商店等暴动[176][175]。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谴责骚乱“是丹增嘉措的组织煽动的”[177],重申其在“放弃西藏独立、及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情况下,国务院愿意开启对话[178]。而对于中国政府指责煽动骚乱,他否认曾经策动此事[179],并表示如果无法控制骚乱,将会完全从藏人行政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引退[180]

相对地,他最初仍有意恢复与中国政府间的和平对话[181]。但后来在日本回应说,已经对和中国政府的谈判“失去信心”,并召集西藏流亡组织思考策略[182]。他也推动与汉族民众的交流[183],并表示希望能够经常进行[184]。2010年5月21日在纽约访问期间,他便应中国作家王力雄的邀请,透过Twitter平台回答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网友在Google汇问提出,经投票支持选出[184][185][186]。2011年3月10日,他则呼吁境内外的藏族与汉族民众友好相处[142]

退出政务[编辑]

 
2012年10月14日,丹增嘉措与首任西藏司政洛桑森格访问波士顿。

2011年3月14日,为了推行民主制度,丹增嘉措致函给第14届西藏流亡议会全体议员,宣布决定转移政治权力,不再担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职责”,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承担所有政治权责[187][188]。随后的西藏《流亡藏人宪章》修正案中,将达赖喇嘛改为“西藏人民的守护者和保护者,象征西藏人的身份和团结”[189],结束长期的政教领袖传统[11]。2012年1月7日,《印度时报》表示孟买西部警方得到消息,有6名间谍从西藏自治区进入印度,计划暗杀流亡印度的丹增嘉措,警方为此加强安全保护[190]

对于当时频繁发生的藏区自焚事件,最初丹增嘉措并不表示反对,也曾带头举行“特殊法会”绝食1日、以示声援[191][192]。但在3月10日,在接受来自美国的4家汉语网络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自己仍然十分困惑,因为不知道怎样界定错误,而无法回应正确与否[注 9][191]。同年,由于12月10日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日,国际社会密集规划一系列声援西藏独立运动的活动[193];同时还把2013年列为“西藏独立国际年”,试图让西藏议题成为国际论坛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193]。而随着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藏人行政中央曾期待与中国改善关系[194],但后来他认为习近平遭遇党内强硬派阻碍[195]

2017年7月14日,由于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监禁期间逝世,他发表相关的声明[196]。2018年年2月,德国汽车公司戴姆勒的梅赛德斯-奔驰在Instagram官方账号的汽车广告标语,因引用其英语名言“从不同角度审视境遇,你的视野会更广阔”,结果被中国互联网用户批评,最终被迫道歉[197][198]。4月,他表示根据“可靠来源”,其承认的更登确吉尼玛仍然活着,并接受正常教育[199]。同时还补充说,在藏传佛教传统,亦有转世灵童超过一人的例子[200],希望班禅额尔德尼能在好的教师底下学习[199]

对外互动[编辑]

国际交流[编辑]

 
1993年,丹增嘉措与西雅图市长诺姆·赖斯

1988年,丹增嘉措在英国伦敦发表“藏传佛教路径调查”讲座[201]。1993年,他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发表题为“人权与普遍责任”的讲话[202][203]。1996年,应英国佛教组织邀请,他再次访问伦敦教导四谛[204]。1999年,虽然遭到中国的批评,他仍访问以色列[205]。2000年,却因受到中国影响,韩国政府拒绝其访问[206]。而在8月23日至8月30日,联合国邀请1,000多名世界宗教领袖举行“世界和平高峰会”,但是他并未被邀请[207]。2001年,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与访问台北市的他会面[166]。2005年,俄罗斯政府则撤销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访问邀请[208]。2006年5月30日,他参加在欧洲联盟布鲁塞尔总部举行的宗教领袖会议,主旨为基本权利和相互尊重[209]

2008年3月21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与9位议员访问达兰萨拉,与他举行会谈[210]。对于同年发生的骚乱,裴洛西等人表示支持其提出的建立国际调查小组,及与中国恢复直接对话[210]。4月,他在美国华盛顿州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纽约州柯盖德大学发表演讲[211]。4月21日,他与美国副国务卿宝拉·多布里安斯基会面,公开表示自己“需要美国的帮助”,美国则回应正关切西藏问题,且再次表示希望双方对话的立场[212]。7月,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理海大学进行一系列公开教学讲座[213]

2009年,他在中度台风莫拉克袭击后访问台湾,但被30位台湾原住民族抗议者谴责出于政治目的[214][215][216][217]。2012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其举行会议,隔日收到过去遗失多年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信件[218]。2012年起,他与缅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两次会面,敦促后者解决罗兴亚穆斯林困境,但遭拒绝[219]。2013年4月和5月,丹增嘉措公开谴责缅甸佛教僧侣对穆斯林的攻击[220][221]。2015年,奥巴马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欢迎丹增嘉措的演讲,但同时激怒中国和印度[注 10][222]。5月,他再次公开呼吁昂山素季采取行动帮助罗兴亚人[219]

宗教互动[编辑]

 
2012年,丹增嘉措与基督教人士会面,由克里斯多福·米歇尔拍摄。

1990年,丹增嘉措在达兰萨拉会见犹太教教师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广泛的跨信仰对话[223]。2005年7月6日,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庆祝其70岁生日,表示“高度珍视”俄罗斯正教会和藏传佛教及信徒们良好的关系,祝愿藏传佛教在未来取得进一步发展[224]。2007年11月26日,他参加在印度阿姆利则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会议第三次会议,讨论主题为爱与宽恕[225]。但在12月,罗马教廷取消与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会晤[226]。2008年11月,他与东京都善光寺寺务总长若麻绩信昭会面,后者曾以关心西藏问题为由,“拒绝”作为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接力的起点[注 11][227][228]

2009年1月26日,在莫雷里·巴普主持下,他参与在古吉拉特邦马胡瓦举行的宗教对话“世界宗教:对话与交响乐”[229][230]。2010年5月2日,在与约旦王子贾济·本·穆罕默德经过几年的计划讨论,他和一群菁英学者共同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正式启动共同基础计划,以《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共同点》为基础[231][232][233]。2011年4月29日,为了悼念东日本大震灾,他在东京都文京区护国寺举行特别追悼会[注 12][237][238]。2014年4月8日,他参加宫城县仙台市宫城县民会馆的“东日本大震灾及核电厂事故受灾者”的神道复兴祈愿慰灵会,为已故者祈愿[239]。12月12日,他提出会见教宗方济各的要求,但遭到拒绝[240]

另外在1996年5月,为了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教义,他接续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政策,公开宣布禁止格鲁派崇拜争议的“多杰雄登”,认为该做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241][242][243]。多杰雄登信徒在2008年和2014年举行示威活动,使宗教派别的争议引发西方国家注意[注 13][242][243]。日本新兴宗教奥姆真理教也曾以布施名义,捐赠丹增嘉措高达1亿日圆的钜额捐款[244]。1989年,当奥姆真理教向东京都取得宗教法人资格时,他曾向东京都提交支持奥姆真理教的推荐信[注 14][244]。《周刊朝日》的报导也指出,念佛宗三宝山无量寿寺曾向其布施捐赠2亿日圆[246]

科学讨论[编辑]

 
2013年1月,丹增嘉措与拉杰什·卡斯托勒冈理查德·戴维森特普腾·詹帕参与在达兰萨拉举办的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会议。

1973年,丹增嘉措第一次访问西方,参观剑桥大学的天文观测台[73]。由于希望展开佛教和科学间的对话,他接受许多科学会议的参与邀请[73]。1983年,他与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在阿尔卑巴赫国际会议见面[247],两人讨论意识研究[73],就“科学和宗教的对话”有共同关心的基础[248]。同年,美国公益创业家R·亚当·英格得知其对科学相当有兴趣,开始希望投入部分精力组织[249][250]。1984年,英格向丹增曲杰提出意见,表示只要其愿意全面参与,就愿意为他组织对话活动[251]

过了两天,丹增曲杰回复英格说,丹增嘉措是对参与“实质性科学活动”有兴趣,后者着手进行计划[251]。瓦雷拉得知英格计划后,也以电话联系,告诉对方先前曾与丹增嘉措的会面、并为计划提供意见,最后有5位科学家和1位哲学家参与[251]。1987年,丹增嘉措、英格和瓦雷拉共同在达兰萨拉举行首次认知科学的“心灵与生命”对话[73][247],为期7天[252]。这次活动的成功让丹增嘉措告诉英格要继续举办,开始安排第二次与加利福尼亚州神经科学家进行对话[249][253]

而第一次对话讨论也经编辑出版,成为“心灵与生命”首本著作《揭开心智的奥秘[253]。1990年,因应对话会谈持续举办,英格在美国成立非营利组织“心灵与生命研究所[247],主要工作为研究神经科学[249]、及出版与科学家的对话[254],合作或赞助者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255]。直到2017年,丹增嘉措与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共举行31次对话,主题有意识性质、生命科学、宇宙学、天体物理学、量子力学、认知神经科学、大脑神经可塑性等[256][257]

思想主张[编辑]

藏传佛教[编辑]

 
曾经是宗萨钦哲确吉罗卓弟子的索甲仁波切认为,丹增嘉措在藏传佛教所有宗派的各个领域中都是权威人士,也因此对其表示敬意[6]

除了遵从格鲁派教义,丹增嘉措还遵循宗萨钦哲确吉罗卓在20世纪上半叶宣扬的藏传佛教超宗派运动的精神,从其直门弟子继承宁玛派和噶举派教诲[6]。由于从事许多跨越宗派的活动,他成为不同宗派的流亡藏族的连结,基于政治观点承认其地位、并团结在底下[258]。也因此,其在流亡后获得全体藏族尊崇的政治、宗教领袖地位,意涵与先前的达赖喇嘛有所不同[7]

他经常以经典的佛教文本传授教义和评论,并声称自己是那烂陀寺传统17位大师的追随者[259],包括龙树[260][261]、莲花戒[262][263]、寂天[264]、阿底峡[265]、提婆等人[266]。基于许多印度重要学者曾前往西藏传授佛教、且藏传佛教仰赖17位那烂陀寺大师的经文,他认为“藏传佛教”的宗教基础,能追溯到那烂陀寺的佛教传统上──“印度是上师,西藏是其弟子”[267][268][269][270][271]。他还曾为此创作祈祷诗[272][273]

他积极向全世界传播印度非暴力和宗教和谐的观点,称呼自己是“印度古老思想的使者”[268][269]。他认为释迦牟尼总是教导有关宽恕、宽容和慈悲,呼吁释迦牟尼的追随者在心灵出现“攻击、杀害”等情感时,要记住佛教的信仰[220]。其也会对特定主题发表意见,例如他曾在《大圆满》提到宁玛派的实践[274]。2013年4月,他在北爱尔兰德里的“慈悲文化”活动上,则强调心灵健康的重要性[275]

另一方面,他曾说自己如果不是僧人,可能会成为工程师[276]。透过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举办的对话,他长期研究佛教和科学间的关系[71],并指出佛教和科学的重要共同点,是将观察和分析经验作为证明基础,以该方法挑战教义[277]。他持有现代科学优于宗教的观点[278],认为佛教徒需要认真对待科学,更改错误的佛教思想[71][72][279]。相对地,他认为格鲁派护法多杰雄登的信仰损害师徒关系[280],甚至导致上师的寿命缩短[241]。不过其反对多杰雄登信仰等的立场争议,也引起部分格鲁派人士反对,导致该派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280]

马克思主义[编辑]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制建立在道德原则上,而资本主义只关心收益和利润。马克思主义关注财富的平等分配和生产资料的公平利用。它还关心工人阶级(即大多数人)的命运,及那些处境不利和需要帮助的人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关心少数人强加剥削的受害者。由于这些原因,这体系吸引我,且看起来很公平。

丹增嘉措[281]

丹增嘉措称呼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半个马克思主义者”[282][283][284],并表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285][286][287]。最早在小时候,他曾因蒙古人民共和国摧毁宗教信仰,而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288]。在访问北京市时,他从翻译平措汪杰那里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289]。随后就被共产主义吸引,其非常赞成自给自足财富平等分配的概念,甚至曾表态希望“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88][290][291]。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分配”具有“道德伦理”[290],而资本主义只关心“如何赚钱”[292]

也因此,他宣称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信徒,半个佛教徒”,支持卡尔·马克思反对剥削、关心贫穷的无产阶级的理念[281][293]。他认为苏联、中国和越南等共产主义国家并未“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政策[288],且“更关心”自己狭隘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工人的利益[281]。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缺陷是过于强调摧毁统治阶级,忽视同情心[281];苏联的失败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集权主义的失败[281]。相对地,他确信有可能把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并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26]

而针对个别人物的评论,他把毛泽东视为“革命的伟大指导者”,从后者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294][295]。后来在日本进行演讲时,曾表示毛泽东有向其提过: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应被保护,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起飘扬”[296][297]。他还与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有着亲密的友谊,曾赠送后者一块手表[298]。但相对地,他认为周恩来非常狡猾,且第一印象是此人是个“大骗子”[294]。他还认为习近平是认真想解决腐败和贫困差距等问题[290]

藏区自治[编辑]

这个计划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一、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二、中国停止危及藏族生存的移民政策。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五、对西藏未来的身份地位以及中国人民和藏族人民关系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丹增嘉措[155][156]

对于西藏前途问题,丹增嘉措主张西藏应在中国范围内,实现“大西藏地区高度自治”[160][299][300];他认为把西藏留在中国境内,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301][302]。其主张整个受西藏文化影响的地区,应转化为“阿喜姆沙”[注 15],这涵盖东部的康区和安多地区[155][156][158][159][303]。该范围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地区,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部分地区,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299][304]

他认为西藏与中国应保持“联盟关系”[158][159][305]。中国的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政策[301],而内政、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由藏族人民自行决定处理[158][159][301][302],西藏政府亦能在非政治领域设立外交办事处自治[158][159][306]。其主张西藏要成为民主的自治政体,西藏政府的行政首长由全民普选产生[160],政府所在地则设在拉萨[158][159]。他还认为可以先让中国在西藏保留少数防卫性军事设施,经区域性和平会议来确定西藏成为非军事区[155][156][158][159][160][307]

同时还要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民主和自由”[155][156],而西藏政府要加入《世界人权宣言》[158][159]。他指控中国在西藏展开“文化灭绝”[308],并批评青藏铁路是第二次入侵[309]。他呼吁中国必须停止严重威胁藏族生存的移民政策,中国移民应回归中国[155][156][160][310]。但虽然不同意定居的汉族成为当地绝大多数,他否认有迁徙汉族的计划[301]。他还认为中国应恢复、保护西藏自然环境[155][156][158][159],尽管中国政府亦限制滥伐西藏森林,但他表示贪污可能造成法律遭忽视[311]。他还主张不应利用西藏制造核武器和储存放射性废料[155][156],西藏政府也应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储存[158][159]

同时他敦促中国和西藏就未来地位方案、及人民关系等问题,进行“真正的谈判和磋商”[155][156][160][312]。对于中国政府拒绝其入境[313],其除了多次强调没有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观点外[314],他表示在中国同意没有先决条件下,希望自己能返回西藏[300]。2010年9月20日,他表示有信心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重返西藏[314]

政治议题[编辑]

 
2014年5月8日,丹增嘉措访问挪威奥斯陆。

丹增嘉措反对所有的战争,认为这是过时的办法[315]。他表示由于20世纪的冲突,数百万人在暴力中丧生、许多国家的经济也遭破坏,他希望“21世纪成为宽容和对话的世纪”[268][269]。他反对使用和贮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1998年还支持中国的禁止任何核武器的呼吁[316]。不过在2001年,他回答一位学校女学生提出的正当防卫问题,表示用枪射击“试图杀死自己”的人是合理的,但强调不应造成致命伤[317]。他还认为民主在印度根植[268][269],并支持建立联合国议会大会运动[318]

2008年6月4日,他首次依西藏和英国代表在1914年签订的《西姆拉条约》,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表示认为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藏南达旺地区是印度的部分领土[319]。曾有媒体质疑其将钓鱼台列屿称做“尖阁诸岛”[320],但美联社重新听取记者会录音后,表示仅用“那些岛屿”指中国与日本两国具争议的岛屿,而未使用“尖阁诸岛”称谓[321]。2016年,他向德国记者表示“太多”难民到欧洲寻求庇护,但“欧洲(例如德国)不能成为阿拉伯国家”,且因人数过多导致“实践”出现困难[322][323]。2018年,他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摩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欧洲属于欧洲人”,且应向难民表明“他们最终应回去发展自己的国家”[324]

他还关注环境问题[325][326],并发表相关的演讲[327]。他认为“生态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328],也指出亚洲许多河流源于西藏,而喜马拉雅山脉冰河融化会影响这些河流流经的国家[327]。2005年起,他参与国际野生动物保护运动,包括呼吁拒绝穿着虎皮、豹皮衣服[325][326];但基于非暴力原则,也曾批评鲸鱼保护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的活动[329]。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他敦促各国政府搁置国内压力,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迁[330]

社会议题[编辑]

 
2014年2月21日,丹增嘉措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白宫地图室会面,由皮特·苏沙所拍摄。

丹增嘉措曾表示性爱带来短暂的满足,但随后将造成麻烦,而贞洁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独立自由”[331][332]。他警告夫妻生活中会出现问题,甚至导致自杀或谋杀[331][332],亦表示所有宗教对通奸都有相同看法[333]。在1996年出版的《超越教条》一书中,则描述传统佛教对合适性行为的定义[334]。当讨论传统佛教有关性行为的观点时,他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口交、手交、肛交(异性恋和同性恋)对佛教徒来说都不能接受[335]。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也曾回应佛教中的同性恋是“不端性行为”[336]

但他仍关注有关“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暴力与歧视”的报导,并敦促“尊重、宽容和充分承认”所有人的人权[337]。在1994年接受《Out》采访时,他表示从社会的角度,双方自愿同意、不会伤害他人的性行为,在伦理上都可以接受,且社会应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持有接受、宽容和尊重的态度[335]。1997年,他坦承不知道过往教义的基础,愿意考虑某些教义可能是具体针对“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可能性[338]

2009年,他在曼非斯国家民权博物馆表示,基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生育抚养孩子的能力”,女性本质上更富同情心[339];并引用护士与母亲的工作,呼吁女性领导和创造“更富有同情心的世界”[339]。2014年,在参加孟买塔塔社会科学研究大学高等教育世俗伦理课程典礼时,则表示女性对他人的痛苦更敏感,其领导可能更有效,因此“男性应该要退后、女性要向前迈进”[340]。在堕胎问题的立场上,他曾向《纽约时报》解释,从佛教徒的戒律观点来看,堕胎是谋杀行为[341];但也澄清要根据具体状况决定,认为在“未出生的孩子发展迟缓,或者分娩会给父母造成严重问题”等某些情况下,堕胎可以被道德接受[342]

人物生活[编辑]

个人生活[编辑]

 
2011年,丹增嘉措及许多僧侣共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一资本竞技馆举行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背景为噶玛巴的唐卡。

丹增嘉措常表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比丘”[343]。他会使用各种冥想技巧,包括分析冥想等[344];其曾说过,冥想的目的在于“保持非常充分的警觉和正念状态,然后试图看到自身意识的自然状态”[345]。他提倡人们改变对动物的看法,鼓励所有人采纳素食主义[346],引起公众注意[347]。不过他表示自己是“藏族僧侣”,并非“素食主义者”[347]。有时他会与非素食主义者共同进餐,曾在一次访问白宫时,婉拒所收到的素食主义菜单[347]。而在自己的厨房内,他采取完全的素食主义[348]。为了环境保护,他习惯沐浴而不泡澡,及离开房间时关灯[327]

他曾经说过,其母语是“一点点的汉语方言──西宁话”,而家族不会讲安多语[23][349]。另外他还会讲英语[350][351]。实际上在童年时代,大约有十名欧洲人住在拉萨,洛桑三旦曾引荐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与他会面[26]。两人成为长期的朋友,直到哈勒在2006年逝世[352]。而除了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有长年交流[353],他还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有长期的友谊,包括卡尔·波普尔、戴维·玻姆、卡尔·冯·魏茨泽克等[73]

在印度达兰萨拉[265]、藏族定居点寺庙等地方,他会举行许多教学、讲座等公众活动[354][355];为了向公众传授佛教,每年也会应邀到世界各地举办公开讲座[264][355][356]。其最著名的教学为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主要教授困难的佛教教义,通常有数千名听众参与[357][358]。直至2017年为止,他总共举办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共34次,除了在印度举行外,也曾在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巴塞罗那、格拉兹、雪梨、多伦多等地传授[357]

其中在印度,这类教学绝大部分是免费参与[355]。不过海外的讲座通常要以门票支付相关费用[355],多余的收入则根据判断分配[359]。另外从1950年代晚期到1974年,丹增嘉措每年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18万美元资助[注 16][360]。尽管这些补贴资金是支付给其个人,不过他将多数用于资助藏人行政中央的活动,包括在日内瓦和纽约设置办事处、及国际游说等[136][360]

转世规划[编辑]

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

丹增嘉措[361]

达赖喇嘛转世传承的世系最早源于15世纪,在藏传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当历任每位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高僧们都会寻访转世灵童,并举行坐床等系列仪式,[362]。但经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争议后,丹增嘉措逝世后的后继者问题受到关注[163]。2007年,他表示如果女性更有表现机会的话,下一世达赖喇嘛可能以“女性身份”转世[363]。而在9月1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施行,规范活佛转世必须经过政府的许可[364]。对此,他曾表示担心中国政府采操纵所有转世灵童的做法,来选择符合政治目的的继任者[365]

2011年9月24日,其就转世问题发表声明,表示在到了第一世达赖喇嘛年龄时,将咨询各宗派的大喇嘛、藏族民众和相关信众,检讨并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361][366][367]。同时,他要求坚决不承认由任何政治权威选出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361]。他认为转世及认证是转世者自己的因缘,非经他人强制或压迫的情况下产生[361];而政治领导以权力干涉转世认证“极为不妥”,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361]。2011年10月3日,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公司新闻网采访时,他表示尽管中国法律禁止转世,但自己的转世完全取决于自己、而非他人,因此会选择转世、或是成为最后的达赖喇嘛,这也不是“政治问题”[368]

在2014年9月接受德国媒体《周日世界报》采访,他则表示近5个世纪的达赖喇嘛制度“已达到目的”,随着当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非常受到欢迎,他希望能由受欢迎的达赖喇嘛结束转世[366][369]。但对于其多次提出“转世制度终结”的说法,中国政府表示以个人言论否定达赖喇嘛世系传承,是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世系的背叛[362][370]。2015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他再度表示可能是由女性转世,并表示“该名女性必须具有吸引力”[371]。2017年,对于中国“强硬派”宣称要自行决定达赖喇嘛,他认为该想法是很大的伤害,并且是愚蠢的行为[372]

造成影响[编辑]

公众形象[编辑]

 
2015年7月,丹增嘉措和西藏文化国际巡回摄影展中的一幅丹增嘉措侧面照。

丹增嘉措除了有许多著作[373],在Twitter[注 17][376]、Facebook[377]、Instagram[378]、Google+上都有自己的页面[379],其教学、面谈、对话、小组讨论会、公开讲座等影片亦会透过网站的网络广播[380][381]。他支持成立达赖喇嘛的相关基金会,强化全世界的道德与和平力量[382]。在其主导下,西藏藏传佛教寺院和学术机构也展开科学教育运动[73],而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会亦提供数百万美元资助大学相关计划[383]。他还以普世主义的价值观闻名[384],是以利亚宗教交流协会世界宗教领袖会议的成员[385]。而除了中国以外,他被世界各国视为西藏政治和宗教的象征人物[386]

虽然藏人行政中央并没有任何领土或国家承认,流亡中的丹增嘉措被视为组织领导人,对全世界藏族有精神和政治领袖地位的影响力[387][388]。他试图动员国际社会支持西藏活动[389],结合国际上对藏族的同情、及西方反华态度,让西藏问题具有国际知名度[384]。除了成功赢得许多政府领导人同情西藏问题[390],也获得西方许多关心藏传佛教的著名人士支持,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386]。《时代杂志》将其列为“甘地的孩子”,是非暴力精神的继承人[391]。2007年10月,他在国际顾问公司Creators Synectics的“在世天才百强榜”,排名第26位[392]。2013年5月,哈里斯民意调查调查7,245名来自欧洲五个最大国家和美国的成年人,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并列人气最高的世界领导人(支持率达78%),教宗方济各是唯一接近两人的领导人[393]

早在1991年,他便曾出现在电视剧《红矮星号》影集《熔毁》中[394]彼得·耶罗还曾为其给受虐儿童的箴言“永不放弃”(Never Give Up)创作歌曲[395]。这位宣誓不使用暴力的达赖喇嘛,许多电影也描绘“1950年代以前的西藏田园生活,并由一位面带微笑、话语温柔的达赖喇嘛执掌”,最著名的电影有1997年上映的《达赖的一生》和《火线大逃亡》[396]。2015年,日本推出讲述其真实面貌、藏传佛教和西藏问题的纪录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由光石富士朗担任导演、柄本佑担任旁白[397]。2017年3月5日,他在HBO晚间娱乐节目《上周今夜秀》接受节目主持人约翰·奥利佛采访,主题为西藏主权、自焚以及转世计划[398]

不过丹增嘉措也收到批评性的评价,《世界报》曾发表宗教研究学者维克多·特里蒙蒂的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本身并不温和,而有许多暴力的例子[399][400][401]。徐明旭等华人学者也曾批评他在1990年向西方媒体的宣传,使用中国共产党让“藏族走向灭绝”、及种族屠杀等用词,实际上是“夸大”指责和说谎,而有750万名汉人移民西藏的说法也被质疑[402][403]。此外,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表示:“达赖喇嘛一直谴责中共在学校里面用汉语上课,但是这话让人听起来感到虚伪,因为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学校里用的是英语。[404]

中国反应[编辑]

我平常与华人和西方人谈话时,会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制度需要透明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就西藏问题而言,如果社会机制和决策机制等完全透明,我们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我们寻求的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从未有过我胜他败的想法。

丹增嘉措[183]

对于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流亡,中国政府认定丹增嘉措鼓吹、从事让西藏从中国独立的运动,破坏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84];而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逃亡海外后,组织非法流亡政府、公布伪宪法、及支持印度反动派侵略,背离中国和西藏人民[84][86][151][405]。同时中国指责他背弃前几世达赖喇嘛的爱国传统、践踏宗教教义,依靠西方反华势力成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工具[86];且四处利用“宗教领袖”称号奔走游说,散布各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甚至愚弄信徒的宗教感情[84][406][405]

当前的中国政府和《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都把其提出的“大西藏地区高度自治”主张,认定为实质上把“西藏独立运动”由“一步到位”变成“分两步走”,依然是从中国独立的分裂意图[407][408][409]。中国媒体《人民日报》等还曾谴责他与印度关系亲密[267],指出其在2009年称呼自己为“印度之子”,及在2010年于古吉拉特邦举行的国际佛教会议提到“外型上是一名藏人,而从精神上是一名印度人”,批评他自认是印度人、而非中国人,没有资格“代表所有的藏人说话”[410]。《人民日报》还强调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的作用,及指责他“出卖藏南地区”[267][410]

同时中国政府认为部分西方人士基于需要,才把他奉为神明,并赋予“和平使者”、“人权卫士”称号[84][405]。中国政府也反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与丹增嘉措会晤[411],有时还会针对相关国家采取报复行动[412]。根据一项针对他和领导人会晤的国家进行的研究,指出该国家平均2年内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会下降8.1%,而有“达赖喇嘛效应”这词汇[412]。关于描绘其故事的电影,中国政府也谴责内容违背历史[396]。而透过内容控制软件技术,中国国内互联网在讨论相关话题时,会受到限制和控制[413][414]

奖项荣誉[编辑]

 
1989年,丹增嘉措前往挪威访问,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丹增嘉措曾获得许多奖项[415]。早在1959年,他获得拉蒙·麦格塞塞奖社区领袖奖[416][417]。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六四事件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417][418][419],表彰其解放西藏的斗争和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420][421],另一部分则是为了纪念圣雄甘地[422][388]。也因为他被中国视为“分裂主义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透过颁奖对中国施加压力[423],后者则认为是对国内事务的严重干预[419][424]。在获奖演说中,他感谢为世界和平行动的人,批评中国对西藏文明的摧毁、及对民主运动的武力镇压,并希望继续使用非暴力手段及与中国对话[418][425][426]

1994年,他获得罗斯福研究所自由勋章[427]。2006年9月6日,加拿大国会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428][429],先前被授予者有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430]。同年,他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荣誉博士学位[431]。2007年,他成为埃默里大学总统荣誉教授[428],是其首次接受大学任命[432]。10月17日,在裴洛西发挥重要影响力下[210],获得美国国会众议院颁发国会金质奖章[428][433],这是美国国会授予的最高平民荣誉,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希亦出席颁奖仪式[434]。在颁奖典礼的演讲中,他表示西藏将在中国寻求“高度自治”,而非寻求独立[435]。中国对此则提出强烈反对,批评会对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436]

2008年4月21日,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决定授予丹增嘉措“荣誉市民”称号[437][438][439]。5月30日,在巴黎市政府明确表态要接待其来访,多个法国华人团体感到愤怒,联合致信给德拉诺埃反对[440][441]。2009年2月,他成为罗马和威尼斯的荣誉市民[428][442],波兰华沙市议会也在5月28日授予华沙荣誉市民[443]。10月6日,裴洛西颁发兰托斯人权奖[428][444]。2012年,他获得邓普顿奖[428][445],后来把大部分奖金捐给印度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446]。2014年3月,他获得玛卡莱斯特学院颁发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447]。2018年,他获得丽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448]

主要著作[编辑]

  • 流亡中的自在》(1991年)
  • 教学的要素》(1995年)
  • 西藏的佛教世界》(1995年)
  • 快乐的艺术》(1998年)
  • 佛教的力量》 (1999年)
  • 新千禧年的伦理》 (1999年)
  • 一颗开放的心》 (2001年)
  • 单一原子中的宇宙》 (2005年)
  • 达赖喇嘛教你认识自己》 (2006年)
  • 达赖喇嘛的心灵之旅》 (2009年)
  • 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 (2011年)
  • 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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