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东莞一些公共厕所安装了人脸识别供纸机，市民只要注视指定的摄像头三秒钟后，供纸机便会自动出纸。人脸识别供纸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方便了市民们免费取用厕纸，更加方便卫生。有的市民表示这样取纸挺方便，然而，不少市民还是表示对于人脸信息采集过程中造成隐私泄露的担忧。据了解，这种人脸识别供纸机可以在设定的时间内自动删除人脸信息文件，每台机器上也明确写着“本设备不存储个人信息”。但有专家表示：在本机（供纸机）没存储不代表在系统内没存储，一旦数据库泄露或被盗用就有风险。
事实上，东莞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城市，单是在网友的吐槽声中，我们就能知道，福州、杭州、广州、北京、天津等多个地方都存在人脸识别供纸机。采用人脸识别供纸机的原因也显而易见，一是为了防止厕纸被贪小便宜的人大量盗取；二是运用这样的先进科学技术方便了公厕管理者和有关部门对公厕用纸的管理。
诚然，人脸识别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术。在抓捕逃犯、身份识别、信息录入等多场景、多领域都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人脸识别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进步的确给社会治理智能化（注：社会治理智能化，指利用智能技术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和担忧人工智能背后的安全风险就一昧拒绝它，我们理应看到这背后的积极意义。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全面依法治国、创新社会治理以及智能化建设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6年10月，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又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可见，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与法治化是不可割裂的，如果一昧推进“智能化”的高标准，而“法治化”停留在低标准，就会带来许多的安全风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因“公厕取纸靠人脸识别”、“进小区门禁刷脸”等等而产生的担忧和矛盾心理，实际上就是“社会治理智能化”和“社会治理法治化”之间矛盾的外化。
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利用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因技术限制等忽视数据的隐私保护或者数据安全的问题，有人认为“技术问题应由技术解决”，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从根本上来说，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正是法治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如果不能推动智能化和法治化的深度结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那么智能化技术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就只能由公众来买单。
对于智能的数据收集，我国仍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法律规范体系，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收集数据的行为引发人们担忧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法律难题。尽管有关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法规在逐步增加，但比起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而言依旧滞后。如《网络安全法》第41条就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但这些原则和规则在社会治理数据收集中却不一定能够直接适用，因为社会治理数据作为一种公共数据，其收集和处理行为往往是公权力行使的表现。
例如，杭州市拱墅区某街道采用的“城市眼云共治”系统可以通过AI视频智能识别技术，自动识别流动摊贩、垃圾成堆、车辆违停等城市管理的常见问题，城管队员在系统中即可查看各种违规行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种数据采集行为就无法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对于没有违规行为的公众来说，其信息被无意收集时，怎么防范隐私泄露的风险？类似上文提到的通过人脸识别公厕取纸，本质上是为了更好管理公厕，但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方式对于被收集人来说依旧是模糊的。
2017年国务院引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就明确指出，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新挑战。因此，在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中，更应把握好法治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过程中法治建设的独特性，只有运用法治的手段处理好数据收集与数据安全的关系，才符合社会治理的安全要求，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作用才会得到真正发挥，公民的权益保护也能更加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