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1年12月13日，是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距“南京大屠杀”已过去84年，我们在祭奠亡魂，缅怀历史的同时，也不应忘记，为使“南京大屠杀”被全世界广泛关注而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一位女记者，张纯如。
一、
1994年，美国库比蒂诺市举办“南京大屠杀纪念图片展”，吸引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记者。
这位女记者是一名美籍华裔女孩，时年26岁，名叫张纯如。
张纯如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祖籍江苏淮安，父母都是哈佛大学博士，从事科学研究。
她的祖父张铁军，曾是国军抗日将领，担任过上海某郊区区长，后调任南京。
日寇侵华，南京被攻陷时，张铁军全家坐上了最后一班逃离南京的船，而身后，几十万无法逃离的南京百姓惨遭屠杀……这成了张铁军全家，心中永远的痛。
受家庭熏陶，“南京大屠杀”变成一个问号，藏在张纯如心里。
她曾去社区以及学校的图书馆寻找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
后来，张纯如21岁时，取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撰写各种重要新闻报道，探寻世界真相。
同年，她与大学同学布瑞特（Brett）订婚后，决定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系统学习写作。
两年后，张纯如取得了写作硕士学位，与布瑞特完婚。
然而，幸福的新婚生活还没享受多久，“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再次闯入了她的世界。
26岁的张纯如，带着一种好奇心，参加了美国库比蒂诺市举办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图片展”，可结束后，她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展出的56张图片，让张纯如看到了什么叫“人间炼狱”。
图片展上，尸横遍野、残肢断臂、抢劫奸淫、焚烧虐杀……随处可见，如果真有地狱，顶多也就是这样。
最让张纯如无法忍受的是这张图片：一个中国人跪在地上，头被砍掉还没掉落在地上的一瞬间……
张纯如明白，这张照片肯定不是一次拍成功的。
她不敢想象有多少中国人，就因为日本人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而送命，更恐怖的是日本人脸上的表情还很“兴奋”。
心痛和震惊之余，张纯如做出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决定。
二、
26岁的张纯如决定写一本书，揭露“南京大屠杀”那段被人为抹掉的惨烈历史。
于是，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完成了初步资料准备，又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为期6周的深入调查。
到1997年7月，29岁的张纯如奔赴南京，调查收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
她通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前馆长段月萍，组成了一支4人调查小队。
当时，曾有人问过张纯如：“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张纯如的答案是：“纳粹屠杀犹太人，这在全世界家喻户晓。
但是在美国，在西方，日本军队当年屠杀南京军民的历史事实，却很少有人知道。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裔，我有责任写这样一部书。
”
张纯如拜访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向张纯如口述了当年自己的经历。
“我母亲抱着我顶小的弟弟。小弟弟拼命地哭，妈妈就给他吃奶，叫他不要哭。
就在这个时候，那日本兵一刺刀戳到我母亲，我母亲倒下来了。
地下全是死人，地下的血踩得脚底下都发粘了，特别粘……我喊她，妈妈你起来，她也不起来。
我最后喊她，她也不起来。
我最后晓得，我妈妈死了。
” 这样的故事，张纯如每天都要听很多。
那些幸存者的故事，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在张纯如的心上割出一道道小口子。
他们的眼泪就像盐水，滴在了那些伤口上。
除了幸存者口述的故事之外，张纯如还找到了很多令她触目惊心的资料。
三、 张纯如找到一份日本当年的报纸，上面记录着一则标题为“百人斩”的新闻。
当张纯如找人翻译过后，她拿报纸的手止不住地颤抖。
新闻内容是：日本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举行过一场名叫“百人斩首”的比赛。
规定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谁就能取得胜利，奖品为一瓶普通的葡萄酒……侵华日军对于中国人生命蔑视到如此地步，让张纯如大吃一惊。
她实在是无法理解，一条生命对于日本军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除了灭绝人性的斩首比赛，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之后，还曾向两万多名中国女性伸出魔爪……可没过多久，性病就在日军当中流传开来。
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性病当做是上天给他们的警示，反而觉得是因为不够注意卫生，于是建立了慰安所。
很多南京妇女被侵华日军强行拉进慰安所，有的十几岁的小女生则是被骗进去。
可无论怎么进去，只要她们踏入了这个门，就等于走进了地狱。
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她们每天都要接待四五个日本兵，有些长得漂亮的姑娘，甚至一天要接待二十几个日本兵。
哪怕是来例假，甚至是怀孕期间，都未能幸免。
有很多花样年华的姑娘，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折磨死了……
张纯如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珍贵影像。
其中，有一些日本兵亲口说出了他们当初的罪行，残忍变态，罄竹难书。
不过，除了这些从地狱中走出来的恶魔，张纯如也发现了黑暗中的一点微光。
四、张纯如发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很多外国人都对南京百姓伸出了援助之手。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曾冒着生命危险拍下当时的照片，如今，那些照片成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则利用自己的医术，治疗了很多人。
另一位传教士明妮·魏特琳，更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南京金陵女子学校变成一个临时避难所。
她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华群。
但当时躲在金陵女子学校的中国妇女，都习惯叫她“活菩萨”。
曾有一次，一群侵华日军在金陵女子学校门前架起了机枪，枪口对准了一群手无寸铁、跪在地上的中国人。
就在日本军官准备下令开枪时，魏特琳毫不犹豫站在了机枪前，大喊：“这里是美国的学校，你们滚出去。
”后来，日本兵真的离开了学校，但是，他们却在魏特琳挡住机枪的同时，派另一小队日本兵从学校后门进去，掳走了两个中国姑娘。
当时，虽然金陵女子学校是用来保护中国妇女的安全区，但在那些人性泯灭的日本兵眼里，安全区的标志形同虚设，就连魏特琳本人都经常被拳打脚踢，甚至有时还要面对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
可即便是这样，魏特琳始终没有后退一步。
因为她知道，躲在她身后的中国妇女已经无路可退。
除了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中国妇女面前，魏特琳能做的就是，把她经历的一切都写进日记里，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日记》里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
日本兵不断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
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魏特琳每天写下这样的日记，她的精神也备受煎熬。
直到两年后，她的精神终于崩溃，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美国治疗。
当时日军会严格搜查离开南京的人，或许他们内心也知道，自己干的这些丧尽天良的事如果泄露出去，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可魏特琳还是想尽办法，把日记带回了美国。
可惜的是，魏特琳即便回到了美国，也无法从噩梦中走出。
一年后，她打开煤气，选择了自杀。
而她的日记也辗转到了耶鲁大学图书馆，宿命般地被张纯如发现。
除了《魏特琳日记》，张纯如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五、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后，就急匆匆回到美国。
一是为了早一点整理收集到的资料，二是因为她发现当年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也可能留有一本日记。
在回到美国后，张纯如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拉贝日记》如今在他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手中。
经过多次协商，赖因哈特夫人终于同意将这本《拉贝日记》公之于众。
《拉贝日记》公开后，在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很多右翼分子跳出来否认。
张纯如则回到美国家中，开始动笔写后来引起更大轰动的《南京大屠杀》。
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早日看到真相公之于众，张纯如经常写到凌晨三四点钟。
时间一长，疲劳过度的张纯如，经常陷入那些痛苦的故事之中，难以自拔。
后来，张纯如回忆起这段时光，她说：“我记得有时候面对那些文字，都会产生生理反应。
很多次，我开始痉挛性地抖动，停不下来，好一阵子都停不下来。
后来我注意到我开始脱发，在梳头的时候都会有大片的头发脱落。
”
父母也曾多次询问她身体要不要紧，是否还要坚持写完。
但每次张纯如都十分坚定地回答：“即便变得更糟糕，我也要继续写。
我必须要把当初日本人的暴行公诸于世。
”写完后，张纯如有一种空前的解脱。
但她也明白，这本书可能只有极少数人会感兴趣。
可她万万没想到，《南京大屠杀》（全称：《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
它连续3个月被《纽约时报》评为最佳畅销书，并且再版了15次，印量高达50万册。
张纯如成功用一本书，唤醒了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
但同时，她也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人盯上了。
六、《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张纯如成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甚至以撤销在美国《新闻周刊》上的广告来要挟美国杂志：勿发表任何张纯如的文章。
但张纯如并未妥协，她积极到全美各地去做演讲、做宣传，呼吁日本政府要正视历史，不要试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面对张纯如书中列出的各种证据，日本右翼分子咬死就是不承认。
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更是公开发表声明，说《南京大屠杀》一书是“非常错误的描写”。
面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日本右翼分子，张纯如选择勇敢地站出来，在美国节目《吉姆·莱斯新闻时间》中与齐藤邦彦隔空对峙。
在节目中，张纯如明确提出，要求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停止篡改历史的行为，并对中国人民做出书面道歉。
但齐藤邦彦却狡诈地说，“南京事件”是很不幸的事情，日军也的确犯下了暴行。
但对于“道歉”二字，他却只字未提。
张纯如看穿了他的文字游戏，明确指出，自己并没有听见“道歉”的字眼。
如果齐藤邦彦能够真心地说，我个人为日本军队二战期间的行为感到抱歉，她也可以考虑当做是道歉。
可直到节目结束，齐藤邦彦也并没有说出“道歉”二字。
虽然没能让右翼分子公开道歉，但张纯如巾帼不让须眉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心中。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张纯如父亲的同事对他说：“你们家纯如真是华人的骄傲。
只是，是不是该考虑给孩子请个保镖了呢？”直到这时，张纯如父亲才意识到，女儿已身处危险之中。
七、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日本作家、记者本多胜一就因为在《中国之旅》中，加入了他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收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死亡威胁。
恐吓信不仅寄到他工作的地方，就连孩子学校也收到了恐吓信，导致本多胜一直到今天，在出席公共场合时，都不得不戴上假发和墨镜。
有一位日本长崎的市长，也曾因公开表示裕仁天皇应该对二战承担部分责任，没过多久就被神秘枪手射穿胸膛，险些丧命。
日本人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也就怪不得张纯如的父母长辈会担心她的安全了。
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之后，本身就有休假的打算，于是，也接受了父母的建议。
2002年，34岁的张纯如因为身体原因，选择以代孕的方式，生下了儿子克里斯托弗。
虽然张纯如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在持续扩大。
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摄制组都前往南京，希望用影像的方式重现当年那段历史。
其中，好莱坞导演比尔·古登塔格拍摄的纪录片《南京》上映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甚至西方媒体把《南京》，和当年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电影《辛德勒名单》，放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
然而，就在张纯如大愿得偿，已出版《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南京大屠杀》《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等多部作品，一心一意享受当妈妈的天伦之乐时，一封特殊的来信彻底把她推上了不归路。
八、一个美国老兵写信给张纯如，说：
“当年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之后，还同时袭击了菲律宾。
当时美国手忙脚乱，无暇顾及留在菲律宾的7.7万美菲联军（含有1万多名美军士兵），于是日军决定押送这些战俘去奥德内尔集中营。
可被俘的美菲联军没想到，押送他们的日军压根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走到集中营。
这条长约120公里的押送之路，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能否走到集中营，全靠天意。
押送过程中，有超过15000人因为各种原因死在了路上，而这条死亡之路就是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
”
美国老兵希望张纯如把他们的故事也写出来，替他们讨一个公道。
这个故事又让张纯如想起了南京大屠杀，张纯如决定去采访那个美国老兵。
可当时张纯如的精神状态并不好，出发之前，她已经连续4天不眠不休，也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父母曾劝她不要去采访，可张纯如却坚定地踏上行程，因为她想为那些老兵夺回正义。
可这段旅行并没有圆满的结束，途中，张纯如就因为精神崩溃住进了医院。
出院后，张纯如在丈夫布瑞特的陪伴下，健康有所好转。
但她仍然不得不长期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2004年11月9日凌晨，她的丈夫布瑞特在家中发现了一封遗书：“希望他们要记住那个，没生病前的张纯如，那个曾全心投入生活的张纯如，那个为事业写作和家人献身的张纯如。
”
随后，警方在一条荒僻的公路上，找到了张纯如的尸体。
年仅36岁的张纯如，与63年前的魏特琳一样，自杀身亡。
张纯如用一本书为南京大屠杀的30多万亡魂，寻找了一份灵魂栖息地，但她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感动了许多人，被读者称为“最美女斗士”。
自2014年起，中国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历史的风烟已然远去，惨痛却一次次在我们记忆里回响，无法忘怀。
今天的中国，已非84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新时代的中国国力强盛，举世瞩目，但我们更应居安思危，让历史悲剧永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