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作者安妮法兰克（AnneFrank）。
犹太女孩安妮法兰克，在日记中写下了纳粹德国占领荷兰时期躲避追捕的生活。1942年7月，在父亲奥托（OttoFrank）安排下，法兰克一家人匿藏在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街（Prinsengracht）263号，直至两年后的8月4日，党卫军（SS）带领荷兰警察到场突击搜捕。加拿大传记作家RosemarySullivan就在新作TheBetrayalofAnneFrank:AColdCaseInvestigation中，探讨究竟是谁向纳粹透露他们的藏身之处。
据安妮·法兰克基金会（AnneFrankFoundation）介绍，奥托自1940年起，向业主Pieron家族承租263号整栋建筑，即今天的安妮之家。安妮之家本已建有附楼，奥托起初将主楼底层用作营业场所，一楼及二楼成为储物室及办公室，为此，他新建一条连接一、二楼的楼梯，尽处就是往附楼的通道；及后则于入口前设置可旋转书柜，使其成为附楼隐藏入口。
安妮之家模型：主楼（左）及附楼（右）之间，只有一条通道连接，并以书柜遮蔽入口。
在安妮一家四口匿藏于附楼一周后，为奥托工作的犹太人赫尔曼（HermannvanPels）一家三口获准进入附楼避难；同年11月，随着犹太裔牙医弗里茨（FritzPfeffer）加入，附楼人数增至8人。这样的日子直到1944年8月4日，奥托正在向赫尔曼的儿子彼得（PetervanPels）上英语课时，纳粹分子登上楼梯并打开附楼的入口，令8人被捕。至大战结束，只有奥托一人从集中营中幸存。安妮撰写的日记，往后就由协助安妮一家的梅普（MiepGies）女士保存，再交给奥托出版。
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DanielFinkelstein指，安妮如何被纳粹找出，一直有不同推测，产生不少嫌疑人，而且每个人背后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2016年，荷兰电影导演ThijsBayens与记者PietervanTwisk便筹备开拍纪录片，2017年退休资深FBI探员VincePankoke领导专家团队，使用最新技术调查背叛安妮的悬案。经过几年努力，小组认为已找到真相，同时作家Sullivan亦在书中描述小组人员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
Finkelstein指，专家小组早期仔细回顾各种理论，包括研究事件会否可能只是一场不幸——安妮一家被出卖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警员或只想掠夺贵重物品，恰巧遇上一群犹太人。不过，警员当时知道如何登上附楼，反映他们除了掳掠财物外，有其他目标。另外，仓库经理WillemvanMaaren常常被人怀疑是出卖者，vanMaaren本身知道附楼的存在，往后曾承认于仓库偷窃，又打听过大量关于建筑物的问题，甚至会把铅笔直立在桌上、撒面粉在地板上，试图得知晚间是否有人走动。
不过，调查表明，当时从电话得知匿藏消息的官员十分高级，vanMaaren根本无法接触到；至于铅笔和面粉，vanMaaren解释是想捉贼。其他理论及嫌疑者，还包括犹太裔荷兰女士AnsvanDijk。此人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合作，假装从事抵抗工作，出卖数以百计犹太人。尽管她的活动范围就在安妮藏身之处附近，但团队发现案发时vanDijk并不在阿姆斯特丹，而是身处乌得勒支（Utrecht）渗透一个大型抵抗网络。协助安妮一家的BepVoskuijl及其妹NellyVoskuijl，曾因跟奥地利纳粹的关系与家人闹翻，并前往法国为德军工作，也在嫌疑之列；不过团队认为，这个理论只属猜测。
随着时间推移，调查小组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看似没有嫌疑的人身上。Bayens早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访问指出，小组相信背叛者可能是当地犹太人范登伯格（ArnoldvandenBergh）。范登伯格是一名犹太荷兰公证人，且曾是当地犹太委员会（TheJewishCouncil）一员。该委员会由纳粹在战争期间扶植建立，由于有可能协助大屠杀，故委员会充满争议。
调查小组认为，出卖安妮一家的，是另一名面对保全家人压力的犹太人。
调查小组发现，范登伯格曾用某种方式，使自己获指定为非犹太人，同时退出委员会。不过范登伯格的举动及后遭遇阻碍——其生意较早前遭没收，但新接手人感到被骗，于是设法重新指定范登伯格为犹太人。吊诡的现象在往后：失去一切保护，沦为一名普通犹太人的范登伯格，不知何故，他与女儿都不用前往集中营；何况Pankoke向CBS表示，早在1943年9月下旬犹太人委员会已遭解散，成员被送往集中营。小组认为，范登伯格利用自己在委员会期间获取的犹太人隐藏住址数据，作为保护自己与家人的交换筹码。
小组的另一重要根据是，奥托战后返回阿姆斯特丹时，曾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提到范登伯格正是出卖附楼秘密之人，更指范登伯格还向纳粹供出其他犹太人地址。Pankoke补充，范登伯格的名字早于1963年的调查报告中已出现，但当时警方却没有跟进这条线索。Finkelstein则同意，尽管调查小组对理事会或他本人会否知道这些地址的证据非常薄弱，但上述理论仍甚具说服力。
是次调查或许未能彻底查出真相，但调查结果引人深思。Finkelstein指，当人面对赏金、极权威胁、恐吓、诡计、拯救家人的想法等等各种促成合作的强烈动机之时，其他人想要在纳粹魔爪下隐藏，是如此困难与危险。Bayens承认，犹太人出卖犹太人的推论结果令人「十分痛苦」：「事件展示了纳粹政权的运作能有多难以置信，他们如何使人去做这些可怕之事。而真正的问题是：『假如是我，会怎么做？』」
自己是怎样的人，
真的要在发生情况的时候才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