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市的湖叫什么?湖州市以什么湖得名?
上传时间：2021-01-15 16:20点击:
1、太湖。
是我国的著名湖泊，位于我国最繁华的江南之地，地处江苏、浙江两省之间，环太湖的城市有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湖州等市，其中浙江湖州之名就因太湖而得名。
是我国的著名湖泊，位于我国最繁华的江南之地，地处江苏、浙江两省之间，环太湖的城市有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湖州等市，其中浙江湖州之名就因太湖而得名。
2、实际上，湖州不仅因太湖得名，也是离太湖最近的城市之一，在古代也享有太湖一部分的管辖权。
明清时期，太湖沿岸共有三个府，分别是常州府、苏州府及湖州府，这三个府各有一部分的太湖水面管辖权，江苏占大部分，湖州府享有的是太湖西南水面的管辖权。
明清时期，太湖沿岸共有三个府，分别是常州府、苏州府及湖州府，这三个府各有一部分的太湖水面管辖权，江苏占大部分，湖州府享有的是太湖西南水面的管辖权。
3、湖州市，浙江省下辖地级市，地处浙江省北部，东邻嘉兴，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
猝不及防的飘然离去，令朋友们悲痛万分。
年迈的颜真卿为他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墓志铭。
几年后，他生前创作的词作流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击节赞赏，并与大臣们竞相仿写。
其中一首，我们早就烂熟于胸：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是的，如你所知，隐者名叫张志和。
他热爱并歌唱的那片烟水迷茫的诗意大地，乃浙江湖州。
而大书法家颜真卿，其时，身任湖州刺史。
作为江浙两省界湖，苏州、无锡、常州分据湖东、湖北、湖西北，而湖州这座惟一以湖命名的城市，则拥有湖西南和湖南。
宋元之际，素有“东南文章大家”之称的戴表元用两句诗，高度概托了湖州的地理特点：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
湖州本地人则用更简单的一句话作了提炼：五山一水四分田——山地和平原，以及平原上密如蛛网的河道与星星点点的湖荡，用大体对等的份额，构成了古人眼中山水清远的湖州。
几年前，我沿着太湖畔的湖滨公路，自常州向南而行。
车过宜兴，广袤的平原尽头，青山隐隐，绿水迢迢。
一个多小时后，我便置身于群峰耸峙的深山中了。
这山，便是戴表元曾经的迷醉之地：天目山。
西南-东北走向的天目山，横亘于浙江与安徽之间。
其中，天目山余脉在湖州境内分为东、北两支，主峰龙王山，海拔近1600米，是湖州最高峰，也是东部中国不多的大山之一。
如果说知道天目山的人并不多的话；那么，堪称天目山精华的另一座山却广为人知。
那就是位于湖州境内的莫干山。
莫干山与北戴河、庐山和鸡公山并称，是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四大避暑胜地中，莫干山的名气和规模都不是最大的，起源时间却最早。
早在1892年，一个叫佛利甲的传教士沿大运河游荡到莫干山一带，他惊叹于莫干山“修篁遍地，清泉竞流，清凉幽静”，萌生了在这里建屋避暑的念头，但由于山陡路险，未能如愿。
4年后，另一个叫白鼎的传教士，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形如农舍的茅屋——这便是莫干山上后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各式别墅的滥觞。
100多年的发展，莫干山已成为江南地区最富盛名的避暑地和度假地。
它的脱颖而出，受益于得天独厚的三大条件：首先，与大城市距离适中。
莫干山周边，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都是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外国人为数众多。
他们最早把避暑地概念引入中国，莫干山也就从不缺旺盛的人气。
其次，当周边大城市炎热难耐时，莫干山却是清凉世界。
如同天目山一样，莫干山也呈西南－东北走向。
圆锥形的主峰，大多是坡度四十左右的等齐斜坡，这种地势构造，使得来自杭州湾的东南风，可以畅行无阻地拂过杭嘉湖平原长驱直入；来自太湖方向的东北风，也能沿着莫干山的斜坡扶摇而上。
此外，由于海拔高度和山脉走向以及坡向的影响，莫干山的气候垂直变化异常显著。
当山外的城市热浪滚滚时，山里却是“时时皆有风，处处透凉意”。
第三，秀丽的风景为莫干山锦上添花。
莫干山的植物以竹为最，竹与云、泉号称三胜，而这三胜又最能给人恬静和清凉之感。
在我看来，莫干山的美，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吸引眼球的大美，它是一种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需要你去慢慢品味和发现的小美。
它的云海，它的飞泉，它的翠竹，它的被月光映照的山间小路，它的野花摇荡的庭院和秋日里渐浓渐烈的红叶，你也许不会乍见之下，即感惊艳，却能在漫不经心的浏览后，有一种舒适和恬静悄然跃上心头。
沿着盘山公路，从莫干山向东，不到一个小时，我便进入了杭嘉湖平原——倘若登上莫干山高处远眺，杭嘉湖平原近在咫尺。
穿行于杭嘉湖平原，有一种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北方平原相比，杭嘉湖平原色彩温润丰富。
北方平原一望无际，多半是单一的灰色和单一的地表，杭嘉湖平原却有着众多碧绿的植物，以及大大小小的河流和湖泊，弥漫着一股丰沛绵长的泽国气息。
杭嘉湖平原属于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地势低平，平均海拔只有3米。
平原上，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7公里（即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河道有12·7公里长），为全国之冠。
这些河流，大多发源于天目山，它们淙淙出山，在浸润了平原之后，或汇入太湖，或汇入黄浦江，或汇入运河水系。
这座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遗址，曾出土了大量水稻。
它与在江西、湖南发现的远古水稻一起，有力地证明：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最早培育水稻的就是长江流域的远古人类。
包括杭嘉湖平原在内的江南地区，光热充足，灌溉方便，从而成为我国水稻主要产区。
自六朝以来，杭嘉湖平原便是皇室和军队食粮的主要来源。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起源于南宋。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高产区和典范区，苏州和湖州是当之无愧的鱼米之乡——苏州与湖州，它们隔着烟水苍苍的太湖，遥相呼应。
山地与平原交汇的湖州，不论土壤、灌溉还是降水或热量，都宜于农耕。
尤其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时代，它的繁荣与富庶，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对此，古人认为，“湖俗务本，诸利俱集，春时看蚕，一月之劳，而得厚利。
其他麦、麻、苎、木棉、菱、藕、萝藦、姜、芋，多随土宜，以济缺乏，逐末者与之推移转徙。
山中竹、木、茶、笋亦饶，故荒欠之年，不过减其分数，不致大困。
”清朝时，学者阮元旅次湖州，他被湖州的流水与沃土，荷塘和村落所打动，于是在诗里定格了这片宁静富饶的乐土：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身为湖州最高长官的颜真卿还亲自题写了桥名。
后来，苏东坡曾在桥下泊舟，饶有兴趣地观看渔民捕鱼：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今天，唐宋时的骆驼桥早已为新桥取代，旁边的广场上，一组造型夸张的骆驼雕塑格外引人注目。
湖州乃水乡泽国，除了骆驼桥这个地名，似乎与骆驼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要把沙漠之舟的形象作自己的标志呢？对此，湖州人给出的说法是：湖州是中国丝绸的发祥地，那么它也理所当然是丝绸之路的零公里。
很多年以来，外界对湖州的了解，“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语之外，首推栽桑养蚕。
少年时，我老家川南一带，田野上到处是碧绿的桑树，几乎家家养蚕。
那时，人们把其中一种优良的桑树称为湖桑。
我原以为，湖桑就是来自湖南或湖北的桑树。
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湖桑的故乡是湖州。
历史上，在宜于农桑的杭嘉湖平原，对蚕桑的重视可谓无以复加：春秋时，吴越争霸，战败后的越国励精图治，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示民以耕桑”。
越王勾践率先垂范，“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并用出产的优质丝绸结好诸侯，以达到绝地图存的目的。
人所共知的美女西施，就曾“采桑育蚕，浣纱织锦，浴帛于溪。
”三国时，吴主孙权为了保护农桑，特别下命令说，凡是农桑繁忙时节，政府官员一律不得“役事扰民”，否则“举正以闻”。
到了南北朝，杭嘉湖平原的农民在地边塘角种植桑树已蔚然成风，所产桑苗，因产叶量高而远销长江以北。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湖州一带的农民掌握了选择蚕房、调控养蚕温度湿度、给桑、蚕座和产簇等技术，并知道蚕种的优劣对蚕的生长状况及成茧水平有重要影响，从而摸索出了用盐水为蚕种消毒的新方法。
南宋时，由于朝廷迁都临安（今杭州），江南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开发，而湖州的蚕桑，也迈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这时，蚕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支——一部分农民完全以养蚕缫丝为生。
南宋初年的一本《农书》，其作者为蚕桑专业户算了一笔帐：“（湖州安吉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二十斤，每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
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
”同时期的另一部志书称：“（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数百箔，兼工机织。
”
清朝时，康熙南巡，经行湖州，当地发达的蚕桑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回京后，他令人创作了《耕织图》，并常常向手下官员展示，要求他们重视栽桑养蚕。
甚至，他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桑赋》。
湖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蚕桑，常常和一个词语分不开，那就是桑基鱼塘。
在湖州下辖的菱湖，我看到了这一据说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传统。
站在公路边的一栋楼房平台上，举目眺望，我面前出现的是一片壮观景象：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池塘被一排排整齐的桑树分割，桑树青翠的影子投进鱼塘，微风吹过，水波荡漾，水底的影子便像一张张被拉扯着的纸，慢慢地皱了。
稍远的地方，两条水量丰沛的河流静静交汇，流向天际。
简单地说，桑基鱼塘是水乡农民因地制宜的天才创造――江南水乡除了河流众多外，还密如繁星地分布着难以计数的湖泊池沼。
这些湖泊池沼，是养鱼的理想之地；而将湖泊池沼分割开的塘基，无法用来种植水稻或小麦，却适宜桑树生长。
这样，很多年来，水乡地区便形成了塘基栽桑，塘内养鱼的独特生态形式。
“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桑”，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
栽桑养蚕的结果，是让湖丝和湖绉成为湖州久负盛名的特产。
湖丝中名气最大，或者说堪为湖丝乃至浙丝代表的，当推辑里丝。
在南浔镇史馆，我看到一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东西，那是清末民初产自南浔的一束辑里丝。
一百年的光阴过去了，可看上去它就像刚从缫丝作坊里拿出来一样，光滑、洁白，在淡淡的灯光下闪烁出一种优雅的微光。
辑里所在的南浔镇，明朝初年还居民甚稀，到明末已是“市廛云屯栉比，周遭四讫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而遥”。
推动这个水乡古镇发展得如此迅猛的原动力，就是声名远播的辑里丝。
湖绉是丝绸的一个品类，用湖丝织成。
它的最大特点是丝色洁白，丝身柔韧，富于拉力。
历朝历代，都是皇室贡品。
皇帝身上的龙袍，必须用它缝制。
据记载，湖州丝绸的出口，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唐朝后更是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热销中亚、欧洲，以及一衣带水的日本。
明清时，湖州成为全国丝绸出口中心。
到了道光年间，“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部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在三府中，湖州府的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
对英出口生丝，几乎全是湖丝。
”湖州境内的善琏镇，平畴之中挺出一座孤山。
这座山叫含山，虽然相对高度不过百来米，但在湖州，名气极大。
清明节那天，当地人都要到含山轧蚕花。
当地人相信，在这细雨飘飞的季节，掌管蚕事的蚕花娘娘会化身蚕妇走遍含山，并留下蚕花喜气。
每一个上含山的人都能把喜气带回家，而带回了喜气的人将在这一年里蚕事顺利，蚕茧丰收。
这个起源于数百年前的古老习俗，至今依旧人脉不减。
作为一种根植于湖州人血脉中的古老传统，对蚕桑和丝绸的尊崇，其实也是对逝去时光的敬畏。
一座被运河与溪流切割又沟通的村庄，与湖州乃至江南大地上寻常的村庄并没有多大区别。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座早年遍布芦荻而得名荻港的村庄，走出过两位状元和50多位进士——这样的成就，足以秒杀大多数的县甚至市。
人文渊薮的江南，荻港并非绝无仅有的个案。
以湖州来说，多年来，这里就是一片文化沃土。
阅读有关湖州史料，我注意到，在丝商、绸商、粮商以及桑叶商这些深具湖州特色的商人之外，湖州还曾有过一种在他处非常罕见的书商。
这种书商被称为书客，他们的书店开在一条条特制的书船上。
湖州地处水乡，既有太湖，又有运河，还有无数或汇入太湖，或汇入运河的大小河流，舟楫之便，甲于天下，书船便应运而生。
书船上搭有船棚，船棚下固定着书架，陈设各种图书，中间是书桌和凳子，供选书者翻阅时使用。
这些流动的书船长年游走于湖州及附近地区，南至杭州，北到镇江，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每一条书船上的书客，都提前备有精心印制的书单，每到一地，除了客人到船上来选购外，书客还会上岸，带着书单专程去拜访本地的藏书家或是其他知名的读书人。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仪。
对湖州人来说，苏湖熟，天下足的富庶与湖丝甲天下带来的繁荣，更让他们仓廪实而知礼仪后振兴文教。
南浔是一座小镇，却因丝绸而富甲一方。
民间甚至有“湖州一座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说法。
镇上那些以丝绸起家的富豪们，按照资产多寡分为象、虎、狗各个等级。
不管等级如何，他们对文化的热衷却大抵相同：在这座小镇上，私人藏书楼就有好几座。
其中，最大的嘉业堂与宁波天一阁一道，并称为浙江两大藏书楼。
著名学者郑振铎在鉴定了嘉业堂所藏的2000部明代刊本后感叹说，“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
”崇文尚学的传统像一柄锋利的刻刀，持久地雕塑出一个文质彬彬的湖州。
检点历史，你会发现，从这块并不大的土地上，竟走出了如此之多的名人大师：沈约（文学家、史学家）、丘迟（名篇《与陈伯之书》作者，“江南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即其手笔），姚察、姚思廉父子（史学家，二十四史中《梁书》、《陈书》作者）、张僧繇（画家，画龙点晴故事主角）、智永（书法家，永字八法创立者）、孟郊（诗人，“慈母手中线”小孩都能背）、皎然（诗僧）、钱起（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张先（词人，人称张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即其名句）、赵孟頫（书法家，画家）、王蒙(赵孟頫外孙，画家）、潘季驯（水利专家）、凌蒙初（小说家，“三言二拍”中“二拍”作者）、沈铨（画家，日本人誉为泊来画家第一人）、沈家本（法学家，中国法制现代化先驱）、张静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吴昌硕（书画家）、沈尹默（学者，书法家）、俞樾及曾孙俞平伯（学者，诗人）、钱玄同（学者，新文化运动主将）、戴季陶（思想家）、朱家骅（教育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钱三强（科学家）、赵九章（科学家）、徐迟（作家）……热情讴歌湖州山水甚至埋骨湖州的张志和却不是湖州人。
他和湖州刺史颜真卿一样，都是与湖州结下不解之缘的异乡客。
颜真卿宦游，张志和隐逸。
像他们这样曾客居湖州的历史名人，还可以举出一大串，如茶圣陆羽，如文化巨人苏东坡，如宋词大师姜夔，甚至李白、刘禹锡、杜牧、张籍、许浑、韦庄、寇准、刘伯温、唐伯虎、袁枚等，都和湖州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并为湖州写下了源自内心的诗句。
就像戴表元诗里说的那样：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至于苏东坡，湖州是他生命中最特殊的地方。
苏东坡一生四次到湖州。
前两次和最后一次是路过。
第三次，即元丰二年（1079）春夏之际，他出知湖州。
很巧的是，前任是他的表兄、画家文与可（胸有成竹的主角）。
后来，中国绘画史上有了湖州竹派，其代表人物有四个，两个异乡人加两个本地人——异乡人，即苏轼与文与可；本地人，即赵孟頫与吴昌硕。
在知湖州任上才四个月，苏轼便遭遇了平生最大的危机——乌台诗案。
朝廷派人将他从湖州抓走，他一度以为必死无疑，后来因种种原因才得以生还。
因之，在苏东坡心灵深处，湖州既是风景殊胜之处，也是往事不堪回首之地。
不过，随着时光渐渐流失，大度的胸襟慢慢过滤了挫折与坎坷，留下的都是美好——湖州，经常进入苏东坡晚岁的梦乡，为此，他写诗告诉友人：梦忆湖州旧，楼台画不如。
溪从城里过，人在镜中居。
闭户防惊鹭，开窗便钓鱼。
鱼沈犹有雁，弗寄一行书。
……
猝不及防的飘然离去，令朋友们悲痛万分。
年迈的颜真卿为他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墓志铭。
几年后，他生前创作的词作流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击节赞赏，并与大臣们竞相仿写。
其中一首，我们早就烂熟于胸：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是的，如你所知，隐者名叫张志和。
他热爱并歌唱的那片烟水迷茫的诗意大地，乃浙江湖州。
而大书法家颜真卿，其时，身任湖州刺史。
一半是山地，一半是平原
从高空俯瞰，水面达2300多平方公里的太湖如同一只巨型水母，漂浮在青翠的江南。作为江浙两省界湖，苏州、无锡、常州分据湖东、湖北、湖西北，而湖州这座惟一以湖命名的城市，则拥有湖西南和湖南。
宋元之际，素有“东南文章大家”之称的戴表元用两句诗，高度概托了湖州的地理特点：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
湖州本地人则用更简单的一句话作了提炼：五山一水四分田——山地和平原，以及平原上密如蛛网的河道与星星点点的湖荡，用大体对等的份额，构成了古人眼中山水清远的湖州。
几年前，我沿着太湖畔的湖滨公路，自常州向南而行。
车过宜兴，广袤的平原尽头，青山隐隐，绿水迢迢。
一个多小时后，我便置身于群峰耸峙的深山中了。
这山，便是戴表元曾经的迷醉之地：天目山。
西南-东北走向的天目山，横亘于浙江与安徽之间。
其中，天目山余脉在湖州境内分为东、北两支，主峰龙王山，海拔近1600米，是湖州最高峰，也是东部中国不多的大山之一。
如果说知道天目山的人并不多的话；那么，堪称天目山精华的另一座山却广为人知。
那就是位于湖州境内的莫干山。
莫干山与北戴河、庐山和鸡公山并称，是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四大避暑胜地中，莫干山的名气和规模都不是最大的，起源时间却最早。
早在1892年，一个叫佛利甲的传教士沿大运河游荡到莫干山一带，他惊叹于莫干山“修篁遍地，清泉竞流，清凉幽静”，萌生了在这里建屋避暑的念头，但由于山陡路险，未能如愿。
4年后，另一个叫白鼎的传教士，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形如农舍的茅屋——这便是莫干山上后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各式别墅的滥觞。
100多年的发展，莫干山已成为江南地区最富盛名的避暑地和度假地。
它的脱颖而出，受益于得天独厚的三大条件：首先，与大城市距离适中。
莫干山周边，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都是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外国人为数众多。
他们最早把避暑地概念引入中国，莫干山也就从不缺旺盛的人气。
其次，当周边大城市炎热难耐时，莫干山却是清凉世界。
如同天目山一样，莫干山也呈西南－东北走向。
圆锥形的主峰，大多是坡度四十左右的等齐斜坡，这种地势构造，使得来自杭州湾的东南风，可以畅行无阻地拂过杭嘉湖平原长驱直入；来自太湖方向的东北风，也能沿着莫干山的斜坡扶摇而上。
此外，由于海拔高度和山脉走向以及坡向的影响，莫干山的气候垂直变化异常显著。
当山外的城市热浪滚滚时，山里却是“时时皆有风，处处透凉意”。
第三，秀丽的风景为莫干山锦上添花。
莫干山的植物以竹为最，竹与云、泉号称三胜，而这三胜又最能给人恬静和清凉之感。
在我看来，莫干山的美，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吸引眼球的大美，它是一种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需要你去慢慢品味和发现的小美。
它的云海，它的飞泉，它的翠竹，它的被月光映照的山间小路，它的野花摇荡的庭院和秋日里渐浓渐烈的红叶，你也许不会乍见之下，即感惊艳，却能在漫不经心的浏览后，有一种舒适和恬静悄然跃上心头。
沿着盘山公路，从莫干山向东，不到一个小时，我便进入了杭嘉湖平原——倘若登上莫干山高处远眺，杭嘉湖平原近在咫尺。
穿行于杭嘉湖平原，有一种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北方平原相比，杭嘉湖平原色彩温润丰富。
北方平原一望无际，多半是单一的灰色和单一的地表，杭嘉湖平原却有着众多碧绿的植物，以及大大小小的河流和湖泊，弥漫着一股丰沛绵长的泽国气息。
杭嘉湖平原属于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地势低平，平均海拔只有3米。
平原上，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7公里（即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河道有12·7公里长），为全国之冠。
这些河流，大多发源于天目山，它们淙淙出山，在浸润了平原之后，或汇入太湖，或汇入黄浦江，或汇入运河水系。
这座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遗址，曾出土了大量水稻。
它与在江西、湖南发现的远古水稻一起，有力地证明：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最早培育水稻的就是长江流域的远古人类。
包括杭嘉湖平原在内的江南地区，光热充足，灌溉方便，从而成为我国水稻主要产区。
自六朝以来，杭嘉湖平原便是皇室和军队食粮的主要来源。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起源于南宋。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高产区和典范区，苏州和湖州是当之无愧的鱼米之乡——苏州与湖州，它们隔着烟水苍苍的太湖，遥相呼应。
山地与平原交汇的湖州，不论土壤、灌溉还是降水或热量，都宜于农耕。
尤其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时代，它的繁荣与富庶，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对此，古人认为，“湖俗务本，诸利俱集，春时看蚕，一月之劳，而得厚利。
其他麦、麻、苎、木棉、菱、藕、萝藦、姜、芋，多随土宜，以济缺乏，逐末者与之推移转徙。
山中竹、木、茶、笋亦饶，故荒欠之年，不过减其分数，不致大困。
”清朝时，学者阮元旅次湖州，他被湖州的流水与沃土，荷塘和村落所打动，于是在诗里定格了这片宁静富饶的乐土：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丝绸之路0公里
湖州市中心有一个叫骆驼桥的地方，文献记载，早在七世纪末的唐朝，一座“形穹若骆驼背”的古桥就屹立于此。身为湖州最高长官的颜真卿还亲自题写了桥名。
后来，苏东坡曾在桥下泊舟，饶有兴趣地观看渔民捕鱼：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今天，唐宋时的骆驼桥早已为新桥取代，旁边的广场上，一组造型夸张的骆驼雕塑格外引人注目。
湖州乃水乡泽国，除了骆驼桥这个地名，似乎与骆驼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要把沙漠之舟的形象作自己的标志呢？对此，湖州人给出的说法是：湖州是中国丝绸的发祥地，那么它也理所当然是丝绸之路的零公里。
很多年以来，外界对湖州的了解，“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语之外，首推栽桑养蚕。
少年时，我老家川南一带，田野上到处是碧绿的桑树，几乎家家养蚕。
那时，人们把其中一种优良的桑树称为湖桑。
我原以为，湖桑就是来自湖南或湖北的桑树。
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湖桑的故乡是湖州。
历史上，在宜于农桑的杭嘉湖平原，对蚕桑的重视可谓无以复加：春秋时，吴越争霸，战败后的越国励精图治，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示民以耕桑”。
越王勾践率先垂范，“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并用出产的优质丝绸结好诸侯，以达到绝地图存的目的。
人所共知的美女西施，就曾“采桑育蚕，浣纱织锦，浴帛于溪。
”三国时，吴主孙权为了保护农桑，特别下命令说，凡是农桑繁忙时节，政府官员一律不得“役事扰民”，否则“举正以闻”。
到了南北朝，杭嘉湖平原的农民在地边塘角种植桑树已蔚然成风，所产桑苗，因产叶量高而远销长江以北。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湖州一带的农民掌握了选择蚕房、调控养蚕温度湿度、给桑、蚕座和产簇等技术，并知道蚕种的优劣对蚕的生长状况及成茧水平有重要影响，从而摸索出了用盐水为蚕种消毒的新方法。
南宋时，由于朝廷迁都临安（今杭州），江南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开发，而湖州的蚕桑，也迈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这时，蚕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支——一部分农民完全以养蚕缫丝为生。
南宋初年的一本《农书》，其作者为蚕桑专业户算了一笔帐：“（湖州安吉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二十斤，每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
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
”同时期的另一部志书称：“（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数百箔，兼工机织。
”
清朝时，康熙南巡，经行湖州，当地发达的蚕桑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回京后，他令人创作了《耕织图》，并常常向手下官员展示，要求他们重视栽桑养蚕。
甚至，他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桑赋》。
湖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蚕桑，常常和一个词语分不开，那就是桑基鱼塘。
在湖州下辖的菱湖，我看到了这一据说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传统。
站在公路边的一栋楼房平台上，举目眺望，我面前出现的是一片壮观景象：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池塘被一排排整齐的桑树分割，桑树青翠的影子投进鱼塘，微风吹过，水波荡漾，水底的影子便像一张张被拉扯着的纸，慢慢地皱了。
稍远的地方，两条水量丰沛的河流静静交汇，流向天际。
简单地说，桑基鱼塘是水乡农民因地制宜的天才创造――江南水乡除了河流众多外，还密如繁星地分布着难以计数的湖泊池沼。
这些湖泊池沼，是养鱼的理想之地；而将湖泊池沼分割开的塘基，无法用来种植水稻或小麦，却适宜桑树生长。
这样，很多年来，水乡地区便形成了塘基栽桑，塘内养鱼的独特生态形式。
“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桑”，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
栽桑养蚕的结果，是让湖丝和湖绉成为湖州久负盛名的特产。
湖丝中名气最大，或者说堪为湖丝乃至浙丝代表的，当推辑里丝。
在南浔镇史馆，我看到一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东西，那是清末民初产自南浔的一束辑里丝。
一百年的光阴过去了，可看上去它就像刚从缫丝作坊里拿出来一样，光滑、洁白，在淡淡的灯光下闪烁出一种优雅的微光。
辑里所在的南浔镇，明朝初年还居民甚稀，到明末已是“市廛云屯栉比，周遭四讫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而遥”。
推动这个水乡古镇发展得如此迅猛的原动力，就是声名远播的辑里丝。
湖绉是丝绸的一个品类，用湖丝织成。
它的最大特点是丝色洁白，丝身柔韧，富于拉力。
历朝历代，都是皇室贡品。
皇帝身上的龙袍，必须用它缝制。
据记载，湖州丝绸的出口，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唐朝后更是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热销中亚、欧洲，以及一衣带水的日本。
明清时，湖州成为全国丝绸出口中心。
到了道光年间，“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部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在三府中，湖州府的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
对英出口生丝，几乎全是湖丝。
”湖州境内的善琏镇，平畴之中挺出一座孤山。
这座山叫含山，虽然相对高度不过百来米，但在湖州，名气极大。
清明节那天，当地人都要到含山轧蚕花。
当地人相信，在这细雨飘飞的季节，掌管蚕事的蚕花娘娘会化身蚕妇走遍含山，并留下蚕花喜气。
每一个上含山的人都能把喜气带回家，而带回了喜气的人将在这一年里蚕事顺利，蚕茧丰收。
这个起源于数百年前的古老习俗，至今依旧人脉不减。
作为一种根植于湖州人血脉中的古老传统，对蚕桑和丝绸的尊崇，其实也是对逝去时光的敬畏。
来来往往的文化人
从莫干山前往南浔的那个下午，由于迷路，我误入了一座村庄。一座被运河与溪流切割又沟通的村庄，与湖州乃至江南大地上寻常的村庄并没有多大区别。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座早年遍布芦荻而得名荻港的村庄，走出过两位状元和50多位进士——这样的成就，足以秒杀大多数的县甚至市。
人文渊薮的江南，荻港并非绝无仅有的个案。
以湖州来说，多年来，这里就是一片文化沃土。
阅读有关湖州史料，我注意到，在丝商、绸商、粮商以及桑叶商这些深具湖州特色的商人之外，湖州还曾有过一种在他处非常罕见的书商。
这种书商被称为书客，他们的书店开在一条条特制的书船上。
湖州地处水乡，既有太湖，又有运河，还有无数或汇入太湖，或汇入运河的大小河流，舟楫之便，甲于天下，书船便应运而生。
书船上搭有船棚，船棚下固定着书架，陈设各种图书，中间是书桌和凳子，供选书者翻阅时使用。
这些流动的书船长年游走于湖州及附近地区，南至杭州，北到镇江，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每一条书船上的书客，都提前备有精心印制的书单，每到一地，除了客人到船上来选购外，书客还会上岸，带着书单专程去拜访本地的藏书家或是其他知名的读书人。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仪。
对湖州人来说，苏湖熟，天下足的富庶与湖丝甲天下带来的繁荣，更让他们仓廪实而知礼仪后振兴文教。
南浔是一座小镇，却因丝绸而富甲一方。
民间甚至有“湖州一座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说法。
镇上那些以丝绸起家的富豪们，按照资产多寡分为象、虎、狗各个等级。
不管等级如何，他们对文化的热衷却大抵相同：在这座小镇上，私人藏书楼就有好几座。
其中，最大的嘉业堂与宁波天一阁一道，并称为浙江两大藏书楼。
著名学者郑振铎在鉴定了嘉业堂所藏的2000部明代刊本后感叹说，“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
”崇文尚学的传统像一柄锋利的刻刀，持久地雕塑出一个文质彬彬的湖州。
检点历史，你会发现，从这块并不大的土地上，竟走出了如此之多的名人大师：沈约（文学家、史学家）、丘迟（名篇《与陈伯之书》作者，“江南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即其手笔），姚察、姚思廉父子（史学家，二十四史中《梁书》、《陈书》作者）、张僧繇（画家，画龙点晴故事主角）、智永（书法家，永字八法创立者）、孟郊（诗人，“慈母手中线”小孩都能背）、皎然（诗僧）、钱起（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张先（词人，人称张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即其名句）、赵孟頫（书法家，画家）、王蒙(赵孟頫外孙，画家）、潘季驯（水利专家）、凌蒙初（小说家，“三言二拍”中“二拍”作者）、沈铨（画家，日本人誉为泊来画家第一人）、沈家本（法学家，中国法制现代化先驱）、张静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吴昌硕（书画家）、沈尹默（学者，书法家）、俞樾及曾孙俞平伯（学者，诗人）、钱玄同（学者，新文化运动主将）、戴季陶（思想家）、朱家骅（教育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钱三强（科学家）、赵九章（科学家）、徐迟（作家）……热情讴歌湖州山水甚至埋骨湖州的张志和却不是湖州人。
他和湖州刺史颜真卿一样，都是与湖州结下不解之缘的异乡客。
颜真卿宦游，张志和隐逸。
像他们这样曾客居湖州的历史名人，还可以举出一大串，如茶圣陆羽，如文化巨人苏东坡，如宋词大师姜夔，甚至李白、刘禹锡、杜牧、张籍、许浑、韦庄、寇准、刘伯温、唐伯虎、袁枚等，都和湖州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并为湖州写下了源自内心的诗句。
就像戴表元诗里说的那样：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至于苏东坡，湖州是他生命中最特殊的地方。
苏东坡一生四次到湖州。
前两次和最后一次是路过。
第三次，即元丰二年（1079）春夏之际，他出知湖州。
很巧的是，前任是他的表兄、画家文与可（胸有成竹的主角）。
后来，中国绘画史上有了湖州竹派，其代表人物有四个，两个异乡人加两个本地人——异乡人，即苏轼与文与可；本地人，即赵孟頫与吴昌硕。
在知湖州任上才四个月，苏轼便遭遇了平生最大的危机——乌台诗案。
朝廷派人将他从湖州抓走，他一度以为必死无疑，后来因种种原因才得以生还。
因之，在苏东坡心灵深处，湖州既是风景殊胜之处，也是往事不堪回首之地。
不过，随着时光渐渐流失，大度的胸襟慢慢过滤了挫折与坎坷，留下的都是美好——湖州，经常进入苏东坡晚岁的梦乡，为此，他写诗告诉友人：梦忆湖州旧，楼台画不如。
溪从城里过，人在镜中居。
闭户防惊鹭，开窗便钓鱼。
鱼沈犹有雁，弗寄一行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