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一包玉米和10年徒刑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O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O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
　　二、“预谋犯罪”白宝山前期的心理过程
　　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鳏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
　　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妈不好，经常打骂***；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慰，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追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
　　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
　　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监狱里能看到电视），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退伍军人、基于民兵、猎户、甚至普通农牧民的手里，都可能有子弹。文革期间，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也造成弹药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弹，比内地要方便得多。
　　新疆的劳改监狱，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零星犯负责种菜、放牧等零散劳动。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寻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
　　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李清亮对多种枪支都熟悉——这可能是白宝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紧张，惟独跟李清亮“无话不讲”。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李清亮说：“白宝山问我枪械知识，包括枪的结构、射速、装弹量、保险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种枪支都问得很细。我记得我们谈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自动步枪，5-4式手枪。他还问过六四式手枪的情况，我没有使用过，讲不清楚，他很遗憾。他也给我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比如自动步枪的保险如何打开，怎样打单发，怎样打连发；自动步枪弹夹装弹量，微型自动步枪装弹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动步枪的型号。他是外宿犯（零星犯），常和武警在一块玩，这些知识他是通过武警慢慢了解到的。他还问过我哪种枪威力大。我告诉他，短枪中5-4式威力最大，长枪中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命中率高，自动步枪射速快，火力猛。我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体积小，装弹多的枪……”
　　白宝山还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比如，哨兵上岗，只携带枪支不装弹药，就是从李清亮那里探听来的。他对李清亮说讲石景山附近的军营，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把枪）搞到手。”
　　对比一下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我们发现，白宝山当年所说和日后所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连细节都没有改变。包括“袭击哨兵”，包括“迎上去打”。阅读李清亮的问讯笔录，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长，至今仍在狱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边都干了什么。但他描述的这些情景，就像叙述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居然丝毫不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
　　白宝山出狱后，曾观察过附近的银行。银行的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加上不久鹿宪州抢劫运钞车案件破获，白宝山深知自己没那样的本事，放弃了抢银行的打算。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并注意搞好与管教与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之便，常去碱渠摸鱼，用丝网捕鸟，有所收获便把猎物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裁定书称：
　　“白宝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现认罪守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认真学习三课和改造行为规范，改造思想稳定，态度端正，负责养牛工作积极主动，全年打草30吨，产奶25吨，敢于制止违法行为，全年无违纪行为，写思想汇报20份，全年出勤率100％，双百考核2O2分，年终评为支队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对罪犯白宝山准予减刑12个月，原剥夺政治权利不变。”
　　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现象
　　三、成为“外宿犯”
　　新安监狱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管辖，农八师与石河子市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系统叫农八师，地方系统叫石河子市。新安监狱位于石河子市西北，是142团场界内的一个劳改单位。
　　新安监狱距142团场约10公里，监狱建造在戈壁滩上，北边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监狱呈正方形，高墙之外全是荒草地。监狱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猪舍（过去是牛棚），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
　　请记住那排猪舍，那地方曾发生过十分凶险的血腥故事。
　　监狱里的犯人，每天要早点名。吃过早饭，然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到指定地点从事农业劳动。劳动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连线就是警戒线，犯人的活动区域不得超过警戒线之外。午饭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头。晚上干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监所。进入监狱大墙后要进行晚点名。犯人站成几排，点到谁，谁大声答“到”，之后要蹲下。点名无误才能吃饭，然后回监号睡觉。
　　石河子是北疆（天山之北称为北疆）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监狱犯人的主要任务也是从事农业劳作。有时还要挖掘水渠。水在这里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里，哪里就能建成绿洲。修大渠时，监狱管理方在邻近地点号房，当作临时监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员和武警的押解下劳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严格些。
　　对一般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但有少数犯人例外。因监狱除安排犯人集体劳动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监狱的菜地，再比如养猪、放牛、放羊。这样就产生了“零星犯”。
　　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过半数且表现较好的犯人中挑选，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新安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元，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农垦团场。这样，犯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
　　零星犯也有两种，一种晚上收监，一种不收监。晚上住在监狱之外的，又叫作“外宿犯”。当年，新安监狱的外宿犯仅有3人，他们住在监狱外边的牛房（现已改为猪舍），夜里值班看牛。
　　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宝山之外，另两位一个叫李宝玉，另一个叫傅克军。
　　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条件的。第一，他们有逃跑的时间，白天晚上都有单独外出的机会；第二，他们有经济条件，监狱与他们签订“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来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间有一种类似“连坐”的责任关系，有人逃脱，其他相关犯人将受到审查和处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满时间都不长，此时逃掉并不值得。新疆监狱年年都有犯人逃脱，但零星犯中的比例并不大。
　　1990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监狱时，李清亮已经是零星犯了。他负责种菜。李是山西人，当过兵，转业在北京工作，因报复杀人被判刑，入狱后始终表现较好。白宝山刚来时跟李清亮住一个监号，菜地出菜时缺人手，李清亮常点名要白宝山出来帮他。
　　李清亮劝白宝山：“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吧，少受点儿罪。”
　　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要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

        母亲是惦记他的，两个姐姐也疼他，毕竟他是家里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时受了不少苦。母亲还有个说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许他走不上这条路。家里总觉得这些年亏了他。因此，接到来信后，家里多方凑钱，母亲借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疆。
　　白宝山成为零星犯。他与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化名）每人出资10000元，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
　　零星犯相对收监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返回来即可。有时候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受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游逛。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博克军等人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
　　白宝山平时沉默寡语，但他残忍的本性，时而也有流露。
　　有一次，李清亮和白宝山等几个零星犯坐在牛房里聊天，不知谁家的狗在门外叫，把白宝山叫烦了。大家都没留意，白宝山站起来。门边上立着一把和泥用的钢叉。他抄在手上。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忽然就冲到门外，把那条狗吓得都不敢叫了。他一叉就从狗肋上插进去，插到了狗的心脏。那狗呜咽了两声，便倒下死了。
　　屋里人面面相觑。事后议论起来，都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黑，是个“蔫土匪”，别看他平时不爱说什么。
　　歹毒的事还做过一些，只是没被人发现。
　　一次，他跟管教怄气，暗地里放火把狱里的草垛烧了。
　　后来——他便开始杀人，在监狱里杀人，他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四、犯人李宝玉失踪
　　李宝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厂的工人，因盗窃罪被判刑。傅克军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灯泡厂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汽车被判刑。傅克军是独子，家里有四个姐姐。
　　李宝玉、傅克军和白宝山一起放牛，3人的关系始终紧张。白宝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人，李宝玉、傅克军瞧不起他。
　　3人中，李宝玉是组长，他年龄比傅克军大些，但家里不如傅克军家有钱，两人间也闹矛盾。傅克军花钱买了牛，还为自己买了两匹马。他骑着马去放牛，在白、李面前，很有优越感。他的马李宝玉、白宝山是不能动的。为这事，傅克军跟李宝玉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然而，两人在欺负白宝山上，却能合到一块儿。
　　傅克军朋友多，李宝玉会来事儿，两人跟管教的关系不错。白宝山很孤立。除了第一年，因劳动表现较好受过表扬外，因他的拗脾气跟周围人都疏远了。傅克军、李宝玉更是合伙挤兑他。清牛棚、起粪、挤奶、坏天气里去收牛——倒霉的活他们都支使白宝山去干，白宝山表示不满，他们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拳脚相加。
　　白宝山不打架，也不骂人——他骂不过他们。整个变得更加沉闷，整天的跟谁都不说话。
　　大约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白宝山和傅克军一起放牛，两人发生了口角。事情本来不大，可白宝山趁傅克军不备，搬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从背后砸在傅克军的头顶上，顿时砸得鲜血直流。
　　表面看，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其实不然。这是白宝山报复杀人的一起未遂案件，是他早就蓄谋好的，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的尝试。
　　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停了下来。因他突然感到，石头不行，用石头很难一下把人打死，需要改用其他方法。
　　事情很快演化成一场普通的殴斗，没经过中队，以白宝山赔偿傅克军500元人民币在私下里做了了结。
　　此后不久——1993年9月，李宝玉却忽然失踪了，打破了他们三个北京人外宿放牛的格局。
　　李宝玉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却没再回到牛房。
　　傅克军没什么不正常，白宝山也没什么不正常，两人照样坐在牛房里看电视，然后照样关灯睡觉，甚至谁都没有提起李宝玉。
　　类似的情形以前发生过。李宝玉可能外出嫖妓，可能去了石河子，可能因什么事情耽搁在外边。
　　第二天晚上，李宝玉仍没回来。
　　傅克军照样不闻不问。白宝山把李宝玉两天未归的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他的失踪令人怀疑。况且，李宝玉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它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擂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骂他：“你***是个男人吗？你有本事，你也打呀！”白宝山说：“我不打你，我熬到现在不容易，我把你打得轻了，不管用；我要是把你打死，不是加刑就是枪毙……我划不来……”李宝玉说：“你***少来这一套，是男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
　　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不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200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骑马出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牛棚里，抠不出来了。”
　　李宝玉说：“那你找谁？自己弄去。”
　　白宝山说：“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花我的钱，我请你喝酒还不行吗？”
　　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嘴里骂着操蛋，跟白宝山走进牛棚。
　　他问：“钱在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墙缝。那地方很低，猫腰才能看到。
　　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头是抠不出来的。他到外边转了转，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白宝山的一个阴谋。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
　　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下去。
　　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李宝玉颅骨的右半部砸得塌陷下去，头骨碎裂，脑浆四溢，白花花的骨片翘出头皮。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这地方是沙土地，好挖好埋，不沉降。上边做了伪装，洒上些水。牛棚里抱些干草，把血迹和脑浆搀进牛粪里。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放牛的傅克军还没回来。
　　这天白宝山睡得格外香甜，心情也特别舒畅。李宝玉的尸首就在距他不到8米的地底下躺着，他连噩梦都没有做。
　　本来，白宝山想先杀掉傅克军，那次用石头没砸死他，倒先把李宝玉处理掉了。既然先杀了李宝玉，傅克军就让他再活些日子吧。总不能刚刚“失踪”了李宝玉，马上又“失踪”个傅克军，那样，他白宝山担嫌疑。
　　李宝玉失踪案，虽然存在着种种猜忌，却没人怀疑到白宝山。白宝山平时不爱掺和事儿，他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杀人呢？

五、血溅牛房
　　1994年3月22日——距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傅克军再次失踪。这一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正值春天，天气还冷。在牛屠放牛的共有4人，田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此两人为化名），4人全是北京调犯。
　　3月20日晚上，秦、田、傅、白4人吃过晚饭，在牛房里看一阵电视，9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博克军两个人。
　　21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
　　中午，博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
　　这天白天，白宝山老是犯困，哈欠连连的，大白天躺在房子里睡懒觉。秦百川进来，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
　　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
　　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午饭后，白宝山又躺下睡觉。田、秦二人看电视看到五点，白宝山爬起来，出去收牛。田守水到食堂把晚饭打过来几人一齐吃。到了晚8点
　　，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22日上午，田守水和秦百川出来，仍没见到博克军。两人还在开玩笑，说傅准是在什么地方喝多了酒，要不就是找女人给扣住了，谁也没向中队报告。下午，傅克军在地方上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他，傅不在，大家一起喝的酒。到了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21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
　　晚上11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3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
　　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142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700元人民币。有人反映，21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东西，烧的是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在傅克军失踪的同时，他的马也失踪了。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计95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的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
　　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
　　发动犯人提供线索，监狱的人犯反映，白宝山与傅克军有矛盾，主要因为博克军不让白宝山摸他的马，为了这样的小事就去杀人，不合情理。熟悉白宝山的田守水说：“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
　　白宝山是个记仇的人，他有着疯狂的报复心理，平时又显得不动声色。他的思维方式，与普通人不同。虽然他与傅克军、李宝玉的矛盾都是小事，但他并不这样想。他觉得他受了欺负，他从心里厌烦他们，这已经构成了他杀人的理由——就像他讨厌那条狗，就一定要杀死它一样。
　　杀掉李宝玉，他需要一段时间来淡化人们的印象，为此他又等了半年。在他的意识里，傅克军必须杀掉。他天天看着傅克军不死，常常感到不能忍耐。
　　3月20日深夜，白宝山醒来，他认为该动手了——没有任何直接的原因，他们也没吵架，甚至，这几天两人相处得比平时还要融洽。
　　戈壁的夜晚冷凄凄的，牛房外是狼嗥般的风声。所有的犯人都回了监所，荒野地里孤零零伫立着这排低矮的牛棚。除了棚里的老牛，牛房只住着他们两个。
　　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
　　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响鼾。
　　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
　　吭地就是一下，轮起来又是一下，狠狠砸在博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再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
　　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番。
　　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
　　博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坐在木床上。但他反映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宝山的铁锤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扑哧哧”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

        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
　　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也挖了两米深。
　　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出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
　　火焚烧了，灰烬用沙土埋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做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第一，20号夜里，牛房内只有他和博克军两人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得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第三，博克军行李丢失得不合情理；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任何人逃跑的时候也不会把现金丢下。当然还有其它迹象，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的不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失踪案，这不能不让人作出联想。
　　白宝山的抵赖方式是死不认账。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狱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牛房。至于房间里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与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喷上的血点子。
　　白宝山还向狱政科提供许多其它线索，以证明傅克军逃跑有据。
　　他说，博克军经常在外边找女人，他把牛房生产的奶送给某女，还给对方送挂历，傅克军为这女人经常夜不归宿。他说，博克军还常去另一女人家赌博，那个女人曾来牛房找过他，两人商量一起出去做生意。他说，傅克军在牛房聚赌，欠外边许多赌账。他还说，傅克军常与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多次谈到去伊犁口岸做生意赚大钱的打算……
　　总之，傅克军为了女人可以逃跑，为了躲赌债可以逃跑，为做生意也可以逃跑。
　　这些辩解并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博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他终于“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1996年3月7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