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江苏少年王淦昌

13岁就结婚了

。王淦昌

4岁丧父，后又丧母

，外婆和大哥为了找个人照顾他，就为他早早娶了一房老婆。这老婆是父亲故旧的女儿吴月琴，小学文化，

比王淦昌大3岁

。因为父亲生前行医多年，家产颇丰，王淦昌婚后也不需养家，一路上学，到1924年17岁时，高中毕业的他进入外语专修班，还学习了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这时，他还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成就。



1925年，18岁的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

，

4年后毕业，担任中国物理学研究“开山祖师”吴有训的助手

，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填补了国内有关大气放射性实验研究的空白。但中国的科学，实在是太落后。为了提升自己的学识，

王淦昌在1930年考取了江苏省的公费留学指标，远赴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女核物理学家迈特纳。



那时的德国，虽然是“一战”战败方，但因为有科学界绝代双骄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坐镇，仍是世界学术中心。王淦昌的女导师迈特纳同样大有来头，她是位犹太人，受居里夫人影响，立志在物理学界开辟天地，是柏林大学第一位女教授。独在异乡的王淦昌十分孤独，更加心无旁骛地学习，经常沉浸在实验中忘记时间，被无辜地锁在研究室里，不得不翻越围墙返回宿舍。有一次参加物理讨论会时，他又听到了著名大师玻特和学生的实验。许多欧洲的教授重复了这个实验，认为大师玻特得出了正确的结果。但王淦昌有不同意见，他对实验的结果产生了怀疑。



讨论会结束后，他立马跑到导师迈特纳家里，提议使用更先进的探测器“云雾室来”重复实验搞清真相。迈特纳很欣赏这位中国学生，但觉得这种想法太过天真，没必要重复实验，就微笑着拒绝了他。



王淦昌不死心，又接连提了两次，仍然被拒。两年后，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在使用云雾室重复玻特的实验时，发现了一种新粒子——中子。中子相当于一把钥匙，打开了原子弹的大门。

也就是说，中国人差一点，就率先找到了原子弹的钥匙。



成果发布后，震惊全世界。3年后，查德威克因此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导师迈特纳因此有些愧疚，她安慰王淦昌说：“这是运气问题。”

她本来就对王淦昌很欣赏，看着学生二十多岁就有惊世的发现，不由得对他更加青睐。王淦昌虽然失落，但根本没空伤悲，因为落后的祖国，正遭受着日本鬼子的欺凌。

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东北三省，为全面侵华积极做准备

。王淦昌恨得夜不能寐，反复激励自己：“何以雪耻，在我学子。”

他化悲愤为力量，更加努力地学习。



△左二为王淦昌1932年，王淦昌在迈特纳指导下，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轰动欧洲物理学界。同年底，

25岁的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

导师和朋友们都祝贺他，并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挽留他留在德国再创辉煌，但王淦昌斩钉截铁地说：

“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看到王淦昌去意已决，朋友们心生惋惜，导师劝他在回国前多游览一些地方，王淦昌便先后去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做学术访问，并拜访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大师。



但意大利之行，却给他留下了难以抹灭的伤痛。他本想拜访恩里科·费米（后来被誉为“原子能之父”），但大师外出，于是他参观了古罗马斗兽场，然后走到一家小酒馆。不料小酒馆里，几个醉汉，正趁着酒劲摔瓷杯玩乐。

一位富翁弹了下青花瓷瓶，摇着头说：“不错，它价值连城，但也像China（注：一语双关，既指中国，又有瓷器的意思）一样，不堪一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淦昌听得心里又酸又疼，毅然踏上了归国之路。

三、

1934年4月，27岁的王淦昌终于回到了老家江苏，与阔别已久的妻子儿女团聚。几个月后，他到山东大学任职，教近代物理。但山东大学的政治氛围很浓，校方竟然以“闹事”为名，开除了到校外发传单的爱国学生。王淦昌心灰意冷，准备另择他校。1936年，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向王淦昌发出了邀约。王淦昌很欣赏竺可桢推行的自由民主校风，当即答应下来。

由于29岁的王淦昌是整个浙大最年轻的教授，所以被称为“娃娃教授”

。没过多久，竺校长派人把王淦昌的家人也接来，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学识渊博的“娃娃教授”。根据《湖北档案》杂志记载，一位“金陵才女”甚至还起了横刀夺爱的念头。这位才女对王教授很仰慕，有次悄悄跟随他走出校门，却发现王教授挽着媳妇，后面还跟着几个孩子。了解情况后，她感觉自己有很大胜算，直接向王教授摊牌：

“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面对女学生的主动投怀送抱，王淦昌却断然拒绝，

他说：“我们的关系只能界定在师生上，只可以聊聊彼此喜欢的话题。”

多年以来，王淦昌都如云漂泊，如今终于不用再忍受远离家人的孤独，可以全身心地沉浸在教学和研究中。但是，仅仅一年后，日寇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杭州也不再宁静。国难当头，王淦昌难以安坐，和同事一起到街头宣传抗日和募捐。回到家后，他也准备拿些钱财捐赠。

不料还没开口呢，妻子吴月琴就端给他一包银圆，足有十斤重。而且，她还摘下了金手镯和金耳环，要丈夫一同捐赠。



看到妻子如此深明大义，王淦昌既感动又心疼：“这是侬结婚时戴的，怎舍得呀？”

吴月琴说：“眼看国家都快保不住了，还有啥舍不得呀？只要侬活着，儿女都活着，有国有家，比啥都珍贵啊！”

有些人虽然读书少，但心地如赤子般纯净。王淦昌把首饰和银圆都捐了出去，但战争形势复杂，仍然一天比一天凶险了。

四、

自从日寇逼近杭州以来，浙江大学就开始了西迁。师生们挑着书箱扛着枪支，随时准备与敌人搏斗。由于军力悬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嚣张的日军派出战机，追踪轰炸浙大的师生们。仅仅一年时间，竺可桢校长就带着师生们迁徙了5次，从浙江辗转到江西，再到广西……1939年2月5日，18架日本战机突然飞来，对浙江大学展开了密集的轰炸。师生们眼睁睁地看着新搭建的教室、宿舍、厨房等毁于战火，目眦欲裂地数着爆炸声：共计118枚炸弹！



好在当地不仅风景秀丽，还有许多溶洞，当时许多师生就在最大的白龙洞里课间休息。正因如此，这次突袭事件没有造成一人伤亡，但毁灭了所有物资……后来，日本战机又频繁侵扰浙江大学，每当警报响起，大家就跑到溶洞里继续上课。有一次，王淦昌看见一名学生在翻物理通俗课本，便向他讲起了物理学的种种妙处，吸引了许多学生挤到洞口旁听。

其中有位学生叫程开甲，听完王教授的讲述后心潮澎湃，立志学物理报国。多年以后，他成了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被誉为“核司令”。

晚年时他曾深情地回忆道：“如果讲脱离穴居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我那次被王先生引出洞口，便是我学习物理关键性的转折。”到了1939年底，浙江大学第六次迁徙到了贵州遵义，终于拥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在这种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王淦昌仍然在空闲时间实验研究，一不小心，竟然攻克了世界级难题。

五、

当时的物理学界流传着“中微子”的传说，但没有人能够证实它的存在。时刻关注着物理学前沿的王淦昌，却琢磨出了寻找它的实验方法。但由于没有实验的条件，他就

在1941年写成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

，

这篇论文在美国顶级学术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后，迅速震惊了美国同行

。可惜即使是美国，当时也不完全具备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条件。这种情况下，一位叫阿伦的物理学家，就按照王淦昌的论文进行了实验，结果不太理想。后来，科学界称这个方法为

“王-阿伦方法”

。



直到十五年之后，美国的物理学家莱因斯和同伴，才用“王-阿伦方法”在实验中观测到了中微子。莱因斯最终赢得了所有荣誉，后来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让同为中国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很不平，他感慨道：“现在人们提到中微子的存在实验时，把王淦昌的原始构想忽略了。”



这已是王淦昌第二次错过诺贝尔奖

，但他本人完全不放在心上。他把论文发出去，就是想让同行探测到中微子。

他要的是为世界科学做贡献，而不是披在身上的荣誉。

在当时，他继续耐心教学，潜心实验，又发表了多篇论文，还在1943年，遇到了一位叫

李政道

的学生。王淦昌对这位嗜学的青年非常看好，后来，李政道果然和杨振宁一起获了诺奖。艰苦岁月又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到1944年时，37岁的王淦昌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



第二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两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日本民众死伤数十万，几百万人无家可归……为此，日本天皇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虽然身在偏远的贵州，但王淦昌一直紧跟世界科技潮流，听闻日本挨炸后，他就绘制了原子弹的构造图，向师生们讲述其中的原理，大家这才明白了原子弹威力如此之大的内情。



日本投降后，浙江大学终于结束了五千余里的流亡，分批返回杭州复校。然而不久之后，王淦昌却不得不再次惜别妻儿，背井离乡。

六、

1947年，王淦昌已到不惑之年。他被选为12名访美学者之一，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关于介子的衰变》，再次惊艳了美国同行。当时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搞了一个

“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只有两个中国人上榜，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王淦昌很欣赏美国的科研环境，但他乡再美也留不住这位天才。

1949年1月，他又回到了中国，临行前还买到了心心念念的“云雾室”，增加祖国的实验设备。新中国的成立，把王淦昌的事业引到了新的方向。王淦昌有位叫钱三强的清华学弟，留学法国时与妻子何泽慧共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震惊了世界科学界。回国后，钱三强推动新中国在1950年初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广纳英才。

当王淦昌接到钱三强的来信后，二话不说就同意北上会师

，和同志们一起共创佳绩。虽然研究所的实验条件非常简陋，但王淦昌浑身是劲，脑子里想的只有工作。



1952年，45岁的王淦昌还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朝鲜战场，检测美军是否使用了原子武器。

好在美国还算理性，现场没有检测到放射性。同年回国后，

王淦昌升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并主持制定了研究所的“五年计划”，明确了研究所的方向和目标。倾心报国的王淦昌，也得到了国家的倾心爱护。

当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后，立即招纳他为首批学部委员（即院士）。



一年后，王淦昌又代表中国，到苏联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即使是在大师云集的苏联，王淦昌依旧有极高的威望，在不久后被选为副所长。

1959年，52岁的王淦昌带领物理小组成员，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超子的反粒子，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全球媒体报道，100多个研究所向他发来贺电。

媒体盛赞王淦昌的研究成果“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

同行们普遍预测，只要王淦昌继续研究下去，那么，得诺贝尔奖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让所有外国同行始料未及的是，王淦昌竟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回到了缺乏实验条件的中国，再一次与诺奖失之交臂。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王淦昌回国后，他们就再也打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七、

原来，自抗美援朝以后，中国就坚定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心。起初，在苏联帮助下，我们完成了一些基础项目。但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好景不长，中苏交恶，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之前帮助中国的承诺也全部不算数了……

临走之前，苏联专家把所有文件都烧成了灰，并且甩下一句话：“离开外界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中国人心里肯定不好受。但不好受之余也有疑问：离开了苏联，我们真的还能造出原子弹吗？

答案是：自力更生，再难也不能放弃！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负责。1961年3月，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副部长一起邀请王淦昌，希望他能加入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这是项政治任务，一旦加入就要保密，放弃所有的名誉和联系，可能会隐姓埋名一辈子。



54岁的王淦昌稍微沉思了片刻，就铿锵有力地说：“我愿意，以身许国！”从此，科学界再无王淦昌，他隐姓埋名，把名字改成了“王京”。

进入二机部后，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的实验研究，成了顶替苏联专家的“三大支柱”之一。



不久后，年过半百的他，又奔赴海拔3800多米的金银滩研制基地，在高原反应和营养不良的夹攻中，带领着团队进行爆轰实验。

虽然是大领导，但王淦昌每次都冲到最前面，丝毫不顾忌雷管和炸药爆炸的风险。在上千次的爆轰实验后，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的内爆技术。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冲天的怒焰撼动天地，上百年来饱受列强欺辱的东方雄狮，如梦初醒，一声长啸，粉碎了所有强国的偏见。



首战告捷，王淦昌继续留在基地研究，后来又参与了研制氢弹和地下核试验。高瞻远瞩的王淦昌，不仅关注着核弹的威力，更关心核能的前景。这个前景，成为王淦昌余生最大的心愿。

八、

1964年12月，

王淦昌独立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伟大构想，成为该领域的创始人之一。通俗来讲，这项技术就是“人造太阳”

，如果实现，将永久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可惜的是，后来的中国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许多事业陷入停滞……

1978年，隐姓埋名17年的王淦昌调回北京，改回原名，出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这时他已71岁了。但他仍然带领同事们在“人造太阳”领域攻城略地，逐渐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1982年，75岁的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研制、试验核武器方面的重大贡献，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后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王淦昌深知“落后就要挨打”，遂与另外3位科学家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上书中央提出：

想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自主发展高新技术。



邓小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863计划”，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几年后，王淦昌还联合“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等人，推动“人造太阳”成为国家“863”计划的一个独立主题，获得了国家长久稳定的支持。但在1997年，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痛惜的事。当年春天，90岁的王淦昌在家门口散步，不幸被一个骑车的年轻人撞倒。年轻人逃之夭夭，王老则大腿骨折，卧床半年，身体每况愈下。



第二年，王老病情加重，后期已意识不清。当同志们去看望他，向他汇报工作进度时，他却睁开双眼，并做了个拜托的手势。

原来，即使病重如斯，他依然记挂着，国家核能的和平利用……



1998年12月10日，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的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次年9月，国家为23位元勋颁发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名列其中。他的家人代领后，把这枚515克纯金制成的奖章，捐赠给了王淦昌生前奋斗过的浙江大学。



昔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今有王老，三遇诺奖而不得。

但他却毫不介意，视功名富贵如浮云，正如前国务委员张劲夫对他的赞叹一样：

“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

鲸落海底，哺暗界众生达百年；龙隐幽潭，锻旷世神兵护九州。

“王淦昌”，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如此贡献的人，才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们，真正该追的中国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