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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陶刘案:陶思瑾和刘梦莹两少女相恋,从情深到残杀
上传时间:2021-08-17 21:22点击:

民国时期,很多女校有一种两个女孩“拖朋友”的传统。张爱玲在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里就白描过一段,侧面浅浅地写,疏淡含蓄,但又充满细节。没想到,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更加鲜活惨烈。

 

 

1932年3月,在西湖边上、“杭州钱塘门外石塔儿头莲花凉亭”的一间宅子,两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倒在“血水”中,附近草坪上有“断发一绺,染血的菜刀一把,皮鞋一双”,其中一名被另一名当场杀死。

 

她们的关系从相识羁绊,到最后悲剧发生,不过四年时间。年轻时的爱,是炙烈而幼稚的,这两个灵魂也因此付出了各自的代价,但是其间实情却不止这么简单,让我唱拨拉诸公听。

 

 

当事双方,陶思瑾和刘梦莹二人,都是西湖国立艺术院的学生。

 

刘梦莹,又名雪帆,字斯卜,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一位名医,姐姐刘庆荇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刘梦莹家世不错,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28月2月,她考入学西湖国立艺术院,先修绘画系,后又转投雕塑专业。梦莹是那种多才多艺的女性,不仅绘画、雕塑优秀,还在音乐会上数次表演钢琴,课外研究木刻,也有不少文学作品发表,亦屡次公开演剧,同时又是篮球队、排球队的队长。

 

陶思瑾却是和刘梦莹截然不同的一种女性。她比她大两岁,“家甚贫”,学杂费、生活费等各项开支,都得仰仗哥哥好友的许钦文接济。

 

她俩一开始住在同一宿舍。随后,“连床共话,情好甚笃”,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时报道中的刘梦莹与陶思瑾)

 

刘梦莹在1929年3月11日的日记里写:“爱是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同年12月16日写:“在纪念周后,我勇敢地向她宣白了我的主见,我俩缔结了一种永久的盟约,为永久保持我们的情爱,决不同男性结婚了。假使任谁再向我们要求的时候,即以这种盟约拒绝。在目前,使思瑾就渡过那道难关。”

 

陶思瑾这时的感情也是回应很强的。她在日记里写:“今晚上我是感到怎样的快活啊,梦莹对我是轻轻的呢喃着,她说她是很爱我,她说她已属于我的了,她是再不去爱别人了,她说她是不会去和一个男人结婚的,她说她以后对于一切人,都是在灵感上的爱,她的肉体已经属于我的了,我放心她,她始终是我的了啊!这一切话,使我的心坎中,感到无限的兴奋呀!她是真的属于我了吗?我们是已经订着了条约,我俩是永远不与男子去结婚的,我们预备新年去买二个的戒指,表示我们已经订婚的条约,是我们的纪念呀!”

 

据许钦文自传里描述,从相恋以后,寒暑假期间,陶刘二人会相偕住在自己住所。他提起他两个妹妹和两女子相识,因此提供房子给陶思瑾和她女朋友住,纯粹出于好心,也合情理。

 

(许钦文)

 

但是,他和这两个女孩的关系,好像并没有他在自己自传里暗示的那么不熟。

 

陶思瑾在1929年10月的日记中写,许钦文向自己讲起“同居和结婚”一类事。《大公报》记录的某一次庭讯上,许钦文承认“有许多人造谣,说我同陶有关系,因此我曾想同陶说我们不妨结婚,但陶不愿”。上文,刘梦莹日记里提到的陶思瑾遇到的“那道难关”,应该指的就是许钦文的求婚。

 

1930年9月,陶思瑾在日记中说许钦文 “时常跟随着我,吻我的发,吻我的臂”。1931年,刘梦莹在民众俱乐部演出《史推拉》一剧,许钦文冒着倾盆大雨前往观看,事后还在报刊上撰写好评文章,深得刘梦莹好感。刘梦莹也经常向许钦文请教写作,曾在他的帮助下发表过小说。

 

他的自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总觉得各个少女都有可爱的地方,但没有一个是完全可爱的”。

 

 

丰子恺这样形容三人的“同居生活”:“这姓刘的我不曾见过,但听说长得花容月貌,比陶漂亮得多。 陶邀这朋友来同住,也合乎情理。 因为许是单身汉,和她两人同居,不免嫌疑。 于是,许钦文独居纪念室,两位小姐住在相隔一片草地的小屋里。 早上,两人打扮得齐齐整整,双双出门,行过断桥,穿过桃红柳绿的白堤,到平湖秋月对面的艺术学府里去学歌学舞,学画学琴,趁着夕阳双双回家。 这模样竟可列入西湖十景中。”

 

像这种“一男二女”的生活,那个年代也并不少见。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就描述得很充分,且是“三美团圆”,一名男子最后娶了三个妻子。值得一提的是,《五四遗事》也是围绕西湖来写,主人公结局也是在西湖边造了一座房子,时代背景也是二十年代。开头和两位男子在西湖泛舟的两名女生,年纪也在二十左右。两名男子,也是在沿湖的一间中学里教书——和许钦文当时的职业一样。这两名女子中,一人也是另一名男子的妹妹,到杭州进学校。

 

变质

 

刘梦莹和陶思瑾的爱在最初,还有点类似鲁迅的《伤逝》里那种,恋人间因一点小小的误会,而长期忧郁着、忧郁着,茶不思饭不香。那段时间她只有她,她也只有她。

 

(《伤逝》剧照)

 

陶思瑾在日记中写:“昨晚因为我对她说了讽刺话,她今天对我的态度很冷淡,见我不理睬。到了晚上,她对我的神气还是不更改,在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痛苦,为了这样一句话,而竟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吗?昨夜我是怎样的痛苦着,我哭,我几乎哭得疯了,但是我得不到她的一点怜悯和同情。我是对她诉了不知多少的言语,求她饶我恕我,而竟说我会向你下跪,你发一点慈心,答我一声,原谅爱我。唉,她没有应许,而简直连回音也没有。”

 

刘梦莹也会“在半夜哭起,一直哭到天明,其哭声之大可使隔墙宿舍里的同学也能听到”。

 

随着相处日深,两人间的矛盾和差距,开始暴露。刘梦莹敏而好学、博学多才,陶思瑾却是“以懒散的态度来过目前的生活”,刘梦莹对她不免有些失望。她向姐姐抱怨,陶思瑾“近年来态度变更。家境甚寒,而喜奢华,好虚荣,而不勤学,以友谊劝勉,非惟不听,反加讪笑,以致时有口角”。她总结陶思瑾为“资产阶级柔弱女性”。

 

然而,就算是这样,还是不忍分开。我感觉刘梦莹对陶思瑾,应该是很爱,纵使已发现她有种种不足,她自己亦向别人抱怨,但直到她死前的那一天,她还是不愿和陶分手。如果真的心死、分手,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悲剧了……爱到极致,便是爱到生,爱到死,《牡丹亭》中的描述的那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爱。

 

(《牡丹亭》)

 

随着爱到痴缠,两人关系中开始出现暴力因素。据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调查,“有时二人因细故忽起龃龉,陶常会用手巾扼住刘的咽喉;过后,刘会忽然抱住陶的身体大哭。”

 

判决书中这样评价二人,梦莹是“思想趋新,求进甚切”;年龄较长的思瑾却“性情天真,思想简单”;许钦文说得更厉害,“她好像是愈大愈天真,其实是愈变态的”。

 

悲剧发生

 

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淡漠。是完全无感,对那个人既不恨,也不爱,而是全然地,不在乎她。爱一个人得爱到什么程度,你才愿意为此杀一个人、冒着毁去自己一生的风险?除去天生的精神病态人格,要让一个正常人实施谋杀,必定是情感的阙值被拉到极大。

 

1932年2月3日夜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刘梦莹自沪逃难至许钦文的宅子。2月6日,陶思瑾也从绍兴回杭州,但她回来却并不是为了刘梦莹,而是为女教师刘文如践行。她们之前已多次为刘文如争吵。2月6日,陶思瑾和刘梦莹在许宅见了一面后,陶思瑾就回学校了,住了两晚(这两晚和谁在一起?)。2月8日陶思瑾本来准备直接回绍兴的(此时,推测她已为刘文如践行完),但到了许宅,因刘梦莹挽留,她就又住了三日,“两人同宿三夜,毫无异态”。

 

2月11日,陶思瑾又要回绍兴,刘梦莹再次挽留。午后,许钦文送女性朋友去江干化仙桥学校,家中仅剩刘梦莹、陶思瑾和女佣陈竹姑。刘梦莹令陈竹姑烧水洗浴,因需雪花膏,差陈竹姑出门购买。许钦文喜欢“不时的洗澡”,这间宅子最先建起的就是浴室。

 

去后,陶思瑾将大门锁上,在房内看报。沐浴完毕,刘梦莹再次追问陶思瑾,这次回杭州是否是因为刘文如,说“再不回头,将来定要发生悲剧”。陶思瑾说不必如此固执,走到浴室外间用电炉烧茶。刘梦莹追着她至外间,“哓哓不休”,仍在诉说这件事。杀心,就是在这一刻而起的。陶思瑾奔到隔壁厨房,拿起菜刀就向刘梦莹猛砍。

 

刘梦莹见状不妙,操起一根“柱门用的”木棍抵抗,两人边搏斗边跑出房子。从事后的现场记录和陶思瑾的叙述,可知当时二人一个举刀在后追,一个在前狂奔,绕着房中的图画陈列室跑了无数圈,割下大把头发散落在各处,鞋子也跑掉了。

 

梦莹在跑,思瑾在追,她想开门呼救,却被在后的思瑾一刀劈中后脑,刀伤“最直斜长一寸六分,阔二分,深抵骨”,这也是她的致命伤。“一寸六分”是什么概念呢?大约5.33厘米,苹果手机的三分之一长度左右。这么一个长度,在后脑勺上,还深至抵骨,这个人估计很难活命了。

 

砍完这一刀后,陶思瑾并没有停止。此时她已接近癫狂,害怕刘梦莹还没死,于是“任意乱砍”——最终在刘梦莹身上发现了四十九处刀伤。陶思瑾还想将凶杀伪装成自杀,于是割断了梦莹的气管。

 

许钦文形容刘梦莹“身材娇小”,陶思瑾则身材瘦长。丰子恺说陶思瑾,身材是比她哥哥还要大的。所以,我想两个女孩如若拼力气,再加上是陶思瑾先动手,而且梦莹用的是木棍。身量和器具条件上,梦莹已居下风。

 

(当时关于刘陶惨案的报道)

 

《大公报》记者记述凶案现场:血迹从房内的浴盆旁“淋漓至草坪尸旁而止”,尸体“血肉模糊,额上有刀伤甚微,颈前刀切喉管已断,上身穿条子绒衫绿绒绳背心,下体则白布短裤跣足”(赤脚)。

 

“草坪上躺着两个鲜血淋淋的女子”,一死一伤,许钦文用这个极具画面感的描述,表达他打开家门后看到的情景。这一情景也改变了他之后大半的人生走向,成为他“无妻之累”的开端。

                          

  扩大化

 

惨案发生后,虽有不在场证明,但因这么惨的事发生在他家,警方认为许钦文“一个单身男子难逃干系”,就扣押了他。据许钦文自传记录,2月11日至3月19日,一个月零八天,他被羁押在法院的看守所里。

 

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从南京到了杭州,才知道妹妹已经惨死。她迅速提起诉讼,控诉许钦文意图谋财害命,因为她妹妹逃来杭州时随身带有兴业银行、上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存折。不过后来,警方在元庆纪念室找到刘梦莹的小皮箱,当众打开,箱内钱物完好无损。

 

刘庆荇又认为,“明则设立已故陶元庆艺术展览室于己宅,以资号召,实则引诱意志薄弱之女生”。2月27日,刘庆荇要求验尸,全杭州赶来观看“艳尸”的人群,“约有数千人”。这期间刘梦莹的棺材一直停放在元庆纪念室,刘庆荇带人来油漆、念经,损毁纪念室、物件等不少,于是许钦文也向刘提起刑事诉讼,二人纠纷开始扩大化。

 

3月19日许钦文被释放后,由于刘梦莹是湖南人,引起当时在杭州的湖南人大为愤慨。湖南籍旅杭人士30余人联名向地方法院及政府当局呈文,请求查明案情,严惩凶手。刚巧那时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是湘人,鲁涤平也就此事进行施压。

 

法院本拟4月1日开庭审判,孰料旁听者太多,把玻璃都挤碎了,不得不延期。开庭后“观者六百人之多,已无隙地”,更有警察学校学生在教师带领下,“盘膝坐于律师案前”。开庭后,杭县地方法院宣判陶思瑾无期徒刑,认为许钦文身为屋主,却与命案没有干系实在不合常理,于是判许钦文“意图奸淫和诱未满二十岁之女子脱离享有亲权之人”,处有期徒刑一年。许钦文上诉至最高法院。次年8月16日开庭,许钦文的“妨害家庭”罪被洗脱(具体原因未知,他自传里仅有如此描述),却因为刘梦莹是个共青团员,他的罪行变成“窝藏共党”、“组织共党”。许钦文当庭被铐上手铐,投入军人监狱,入狱一年。

 

1934年7月10日,鲁迅托蔡元培保释,许钦文才得以出狱。鲁迅真的是许钦文的贵人。许钦文和鲁迅是同乡,但一开始并不认识。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是周建人的学生,但钦文自负才学,并没有托人介绍,而是自己给《晨报副刊》投稿。鲁迅果然发掘了他,他欣赏许钦文的文笔,在自己的小说《幸福的家庭》的副标题上甚至题写“拟许钦文”,即模仿许钦文的风格。许钦文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鲁迅用自己的稿费资助他出版。之后鲁迅先生在自己主编的《新闻学大系》,还是给许钦文留有一席之地,基本奠定了后者在文学史的地位。

 

(鲁迅先生)

 

许钦文一生的挚交好友其实是陶元庆。陶元庆就是陶思瑾的哥哥,这才有了后来故人去世,他照顾友妹之说。他把陶元庆推荐给鲁迅,也获鲁迅先生赏识,让他设计了自己小说的封面。

 

我还蛮喜欢陶元庆的艺术风格的,他为鲁迅设计的那几个封面,确实挺有灵魂。鲁迅称赞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可是当时有的人却看不懂那寓意,以为陶元庆居然连太阳都没有画圆,陶元庆愤愤地说:“我真佩服,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

 

 

就凭这两句话,也能感觉陶元庆是个妙人,他逝世那么久,还让许钦文时时感怀,为他建纪念堂,为他寻觅散失各地的画作,连刘梦莹恋上他妹妹,他也认为是因敬爱陶元庆、同情陶思瑾失兄之痛,转而移情。

 

(陶元庆)

 

影响

 

刘陶案件在当时的影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流量。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自是不必说了,两个月后,上海爵禄新剧场就赶排出了哀情悲剧《陶思瑾惨杀刘梦莹》。这部剧的创作者派人至杭州实地调查,并加入当地法院旁听,据说探得许多秘密材料。

 

男性学者对此案兴趣颇浓。潘光旦写了《陶刘妒杀案的心理背景》,丰子恺写了《陶刘惨案》。许钦文自己亦写了不少:1934年的《钦文自传》;1937年结集在《宇宙风》上连载的文章而成《无妻之累》一书,专写此事;1932年写成(1934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小说《两条裙子》,以二女恋爱故事为原型。

 

“元庆纪念室”的建成,本就给许钦文留下许多债务,因此他给其中一间屋命名“愁债室”。出狱后,由于一年多没有收入,这出了命案的房子又难以卖出,所以他只得一直背债,直到1956年,他的“房贷”才还清。不过,他后来也娶妻生子、儿孙满堂,终身从事教职,从中学教到大学,一直注重教授鲁迅先生的作品。

 

陶思瑾的结局更是一个奇。入狱后,陶思瑾的律师提出为她做精神鉴定。西湖医院院长杨郁生说她先不肯说话,后来说了,也是语无伦次。看守所看护俞步云述称,陶思瑾眼睛时常闭起,身上发抖。同监犯黄桂英等称,陶在看守所内,哭笑无常,饮食无定,时称冤枉。她的律师由此辩称一个弱女子,若非情感太过冲动以致失常,怎可能对自己爱过的人连砍40余刀?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判刑由极刑改成了无期徒刑。

 

入狱后,陶思瑾用她逻辑混乱感叹号满天飞的文风写了一篇《刘梦莹君的死》,说自己杀人是因为“时代的刺激”:“燃烧着热血的青年们的心呀暴露了,彼此不觉得斗战了,这是个人平日受着时代的反应和病态的现象,而不觉地构成了此悲剧。”

 

不久后,抗战军兴,杭州沦陷。杭州牢狱被解散后,陶思瑾出狱后当了教员。1939年6月28日,她在天台与县府秘书李在和结婚,据丰子恺所说,这人正是当时审讯她的法官。

 

张爱玲曾有这样一个观点,说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很多没有经历或见识过真正的恋爱,因此,对于恋爱的感受,往往都是“第二轮”的,是二手的。那一代的青年男女,一旦在合适的年纪遇到一个可能的对象,对于对方或自己爱情的所有投射,很多来源于那时东西方文化交融阅读的西方小说、西方电影。那些罗曼蒂克的东西……但是,在现实中实现起来,却是很沉重、很架空的,再加上年轻时人的幼稚、冲动,悲剧终于铸成。

 

可是,无论是许钦文还是陶思瑾,他们之后至少仍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唯独多才多艺的刘梦莹,她的生命被永远停摆在2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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