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河南人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一案，简称“刺马案”，此案被称为晚清第一悬案、四大奇案之首。

此案的“悬”，悬在马新贻的政治身份。政治人物被刺杀的案件背后，通常都是派系间的权力争斗。很多人认为马新贻身为两江总督、封疆大吏，他的死必然与晚清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最后的审理结论却是凶手因个人原因行凶，所以真相并未揭开。而此案“奇”，则奇在所有人都认为，身为高官的马新贻卷入了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恨情仇之中。

政治背景

讲述此案必绕不开晚清政治格局，在案件之前，容我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政治局势。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及其一手打造的湘军一系的权力和荣耀达到顶峰。曾国藩深谙盛极必衰的古训，攻克天京仅仅一个月后的七月二十，曾国藩上奏，请求裁撤湘军2.5万人。

（曾国藩照片）

裁军在湘军内部自然引发了诸多的不满和抗议，包括曾国荃在内的许多将领都认为曾国藩此举是自剪羽翼，但也有很多湘军人士认同此举，认为这是曾国藩在朝廷重压之下保全湘军势力的唯一办法。

虽说裁军数万，但湘军及后来发展出的淮军（简称湘淮系），因围剿太平军多年之故，在政坛的势力深厚。同治初年，八个地方总督席位，湘淮系常年占五位，十六个巡抚的位置，湘淮系经常保持十一个以上。江宁城所在两江地区（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和江西省），更是被湘淮系视为私人领地。

此时，太平军早已剿灭殆尽，北方作乱的捻军也被铲除，清王朝经过四年的休养生息，进入“同治中兴”的短暂繁荣时期。慈禧老佛爷开始想办法破除湘淮系在两江独大的局面。

马新贻在此时进入了慈禧的候选名单。

马新贻，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同进士出身，然后分配到安徽出任地方县令。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进攻安徽庐州巢湖地区，县令马新贻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河南项城人，袁世凯叔祖父），击败了太平军，夺回了庐州。由于庐州一役的英勇表现，马新贻随后擢升为庐州府知府。

咸丰七年（1857年），起源于安徽北部的捻军和太平军合力攻打巢湖地区，马新贻破敌，被吏部记功。

咸丰九年（1859年），马新贻再次升官，官至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安徽省公安厅厅长），职位次于巡抚和布政使，负责全省刑名按劾之事。

但不久，太平军陈玉成率军进攻庐州，马新贻率领团练乡勇迎战，太平军从偏僻的小道攻破庐州，马新贻大败并丢失官印，被朝廷革职留任，后因母孝父孝丁忧，归乡在家。

同治元年（1862年），马新贻经翁同龢举荐，以候补官员的身份，跟随旧相识袁甲三在安徽地界内和太平军作战。第二年，马新贻因战功官复原职（安徽按察使），不久又升任布政使。应当就是在此时，马新贻成为了中央重点培养的高级干部，之后官运亨通。

同治三年（1864年）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

同治七年（1868年），马新贻任闽浙总督，未及一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马新贻便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调任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马新贻在地方多年，勤政能干，有功名还有一些小小的军功，很符合朝廷用人的标准，当然，最关键的一条是，无论他的出身还是仕途都和湘淮系没有任何关系。慈禧老佛爷想必很是满意这样的安排，但此时的马新贻却未必有着被重用的喜悦。

据马新贻的养子马毓桢回忆：

同治六年，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照惯例，马新贻上奏请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马新贻进京。慈禧太后先后十余次召见马新贻，最后一次是在慈禧的住处养心殿。

对这次召见，马毓桢印象深刻，他陪同父亲一起进宫，马新贻进殿面见慈禧，马毓桢在外等候。

刚升了官，又得到老佛爷赏识，马新贻很是高兴，意气风发地进了养心殿。但等到他从养心殿出来时，却不知为何面色凝重难看，无丝毫喜色，甚至步履蹒跚，汗水把官服都浸透了。

面见慈禧后，马新贻请了二十天的假，回山东老家祭祖，专门向兄长交代：他此去凶多吉少，一旦出现意外，千万不要告状，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保全整个家族。

假期期满后，马新贻按照规定启程赴任闽浙总督。一行人刚走到济宁，新的任命便来了。

“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

马毓桢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担忧，这样的人事安排，相当于对湘淮系的公然挑衅。

同治元年至七年，两江总督由曾国藩担任，坐镇苏州的江苏巡抚则依次为李鸿章、李瀚章和丁日昌。李鸿章不用说，是嫡亲的曾门弟子，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大哥，也是曾国藩的老部下，丁日昌则由李鸿章一手提拔。四人一家亲，在江南地方和和美美。

不曾想，朝廷突然空降了一个马新贻，对于朝廷而言，可能是一次试探，而对于马新贻而言，却是压着全副身家性命，在群狼环伺的地盘里勉力维持。

上任之后的马新贻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直遵照前任总督曾国藩所定章程，于每月二十五在练兵场（今天的南京市一中）对武职人员进行校阅考核。

案发及江宁将军之一审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五，由于天气原因，原本计划中的校阅考核推迟一日。七月二十六巳时六刻（早上10点半左右），马新贻校阅完毕，在亲兵们的簇拥下，步行走出练兵场。

“行至后院门外，有一人（王咸镇）跪道求帮，巡捕叶化龙用手将那人推去，巡捕唐德金上前查问。大人又行两步，突有一人喊冤，直扑大人面前……”

电光火石之间，此人已从靴筒中拔出一把利刃，直接刺向马新贻腹部，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后又被急转刀刃自上而下的拽出，据载：“碎肠随刃而出”。

凶手行凶之后毫无惧色，束手就擒。前一位告状人王咸镇逃离现场。

而负责保卫总督安全的两江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湘军旧人），相当于马新贻的保镖总管，却不在案发现场。马新贻遇刺之后，他才匆忙赶到。

至于喻吉三为何没有出现在他应该保护的总督身边，据他的供词解释，是因为士兵操演未完，他留在校场监督。在最终结案时，喻吉三被“革去提督衔，降二级调用”，和他的失职程度相比，几乎就等于是“罚酒三杯”。

被刺后的马新贻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伤口处没有流血，口鼻反而流血，据当时的大夫检查，刀入肋深达三寸，“受伤之后皮肉内缩，并未出血，颈项浮肿，十指甲青色，系以毒药敷于刀上，以致深入要害，不能医治”。也就是说，他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中毒症状。匕首事先涂了毒药，“验其刃，乃寻常佩刀，意以药煮，故伤而无血”。

大夫见此情状束手无策，知道已是药石无灵，下属亲眷在慌乱中甚至请来了道士、神婆作法治病。当夜（另一说是一周之后），马新贻气绝身亡。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情况。马新贻中毒的情况是在五天之后，安徽巡抚英翰（满人）在给慈禧的奏折中提及的，英翰的消息来自于两江总督署派来给他送消息的差役江宏坤。

当时距案发不过五天，很容易查验，英翰似乎也没有必要在匕首有没有毒这个问题上故意撒谎，但随后的审案大臣们却众口一词坚称匕首无毒，在结案中写道“刀锋白亮，量视血阴，计投入三寸五分，暂无毒药”。

匕首有毒与否，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可以追查的线索，但不仅几任审案大员似乎谁也不愿深究，就连接到英翰奏折的慈禧对此也没有多问。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慈禧“不胜骇异”。马新贻遇害，是清朝立国200多年以来，第一起最高级别官员被刺事件，堂堂钦命的两江总督，封疆大吏，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被刺身亡。

命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九，同治帝及慈禧太后连发四道谕旨，命江宁将军魁玉主审，各司、道官员协助，“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同时，慈禧恐江南生变，命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火速赶往江宁，调任两江总督，弹压局势，未到任前由江宁将军魁玉代理总督之职。当时身陷天津教案的曾国藩接到调任后，即刻上折告病，请朝廷收回成命，另请高明，摆明了态度是不想蹚这摊浑水。

江宁这边，魁玉提审刺客，但此人除了自称张汶祥，时年46岁，河南人氏之外，便不再言语。

咸丰至光绪年间活跃在江宁的文人张文虎在其日记中记下，张汶祥操湖北口音，不食猪肉面，有可能是回教中人。

《张文虎日记》详细记载了刺马案发经过，尽管张文虎本人并不是现场的亲历者，但他和马新贻有较多私交，他所交往的友朋中许多人都是马新贻的座上宾，他记载的这次刺马案经过，应当来自马新贻身边的友人亲信，可靠程度较高。

如此看来，张汶祥甚至连籍贯都有可能是捏造的。

案发前刻的鸣冤告状之人王咸镇亦被抓获，据王咸镇供认，他是受了刘学的指点出现在马新贻的面前。刘学曾是总督衙门的轿头，因为聚众赌博被赶出衙门，后在家开烟馆牟利。宰相门前七品官，刘学虽然已经被开除，但仗着旧关系，做着类似中介的角色，在街面上为想搭上总督衙门的人做些“咨询服务”。

一日，刘学在街上遇见了从山东菏泽来的武生王咸镇，指点他在阅兵之日去找一向宽待老乡的马总督伸冤。无巧不成书，当日刚好王咸镇告状在先，吸引了亲兵们的注意，帮了张汶祥一个大忙。

之后，历任主审均断定王咸镇和刘学“无同谋情事”，确与马新贻被刺一案无关。最后王咸镇和刘学二人，一个被革了武生的功名，一个因开烟馆有妨风化而被杖责了事。

审讯持续了一个多月，依旧茫无头绪。魁玉只能无奈地上奏表示“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祥，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九月初五，清廷连下两道圣旨。

第一道圣旨是派时任漕运总督（相当于现在的铁道部部长，当时工作重点主要在运送粮食物资）的张之万（张之洞从兄，道光年间状元）来审理此案。

慈禧在第二道圣旨中强调，此案一定有幕后主使，“张汶祥行刺督臣一案，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必应彻底研鞫，严究主使，尽法惩办”。

漕运总督张之万之二审

张之万审理期间，张汶祥仍拒不开口，开口也是胡乱掰扯，“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污蔑之语”。马新贻部属袁保庆等人一再要求严刑问讯，张之万拒绝了。

他认为，案情重大，重刑之下容易屈打成招，况且如果张汶祥受刑不过，身死，那谁来负责呢？所以审问张汶祥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施以重刑。

据时人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

张汶祥作案当日，江宁将军魁玉问他，是何人主使他行刺？张汶祥回答：“我为天下除去一个通匪之人。”因为马公（马新贻）祖上出自西北，所以以此事诬陷他。等到钦差（张之万）来到，与地方官员先后“熬问”，张汶祥终无一词，只有一些不着边际的谩骂。

经过两个多月的“熬审”，张之万汇同魁玉上奏案情：

河南人士张汶祥，因荒年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来到宁波府，以卖毡帽为生。太平军攻陷江南后，被俘入太平军四年，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趁机逃出，辗转回到宁波，与浙江沿海海盗团伙往来亲密。

张汶祥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

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人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马新贻却不受理此案；

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张汶祥向来最讲义气，于是打算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能泄私愤；

三是他私自开的“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张汶祥因此“本利俱亏”，绝了生路。于是，家破人亡的张汶祥“追念前仇，杀机愈决”，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了福建、江苏，数次图谋行刺，因种种原因没能得手，直到本年的七月二十六，方得机会，将其刺杀。

张之万在奏章的结尾总结到：“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表明此案乃是个人恩怨导致的仇杀，张汶祥背后并无主使之人。

此结论一出，朝廷哗然，太常寺少卿（负责礼仪祭祀的官员）王家壁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相信此种结论，他上奏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王家壁直指此案是马新贻和丁日昌之间“督抚不和”所致。

所谓丁日昌之子案，即刺马案的前一年，同治八年九月的一天（1869年10月），太湖水师勇丁徐有得、刘步标一干人等闲游妓院，正遇江苏巡抚丁日昌（湘淮系人士）之子丁惠衡、侄子丁继祖带着一帮朋友在妓院内寻欢作乐，双方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恰逢丁日昌因公出门，丁惠衡便找到巡抚亲兵营帮忙，亲兵人多势众，“棍责”徐有得40军棍。徐不服，又遭重责，四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

丁日昌回家一看，“子侄闲游妓馆滋事”，闹出了人命，压是压不住了。何况，水师一贯嚣张跋扈，必不会善罢甘休，为今之计，只能刻便上奏，自请处置。

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随后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日昌之子丁惠衡拒不归案，一直拖到同治九年的六月初八（1870年７月６日）才结案，革除丁惠衡的捐官了事。

此案结案40多天后，马新贻被刺，时间节点过于巧合，所以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坚持这两起案件之间有莫大的关系，并将马新贻的被害解读为湘军集团对中央政府人事任命的激烈反弹。

但丁日昌在此案案发的第一时间便主动上报，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马新贻在此案的审理中也是遵照程序，并未苛责刁难丁氏一家，事后对丁惠衡的从严查办也是丁日昌的要求。

总之，马新贻在此案中的个人作用并不大，丁日昌因此案与马新贻结仇的观点不能成立，朝廷也未采纳此看法。

无论如何，慈禧对张之万的调查结果依旧表示不满意，觉得尚有“不实不尽”之处。

虽然看上去，张汶祥在爱情、友情、事业三方面都遭到了马新贻的降维打击，但清剿海盗和关停小额贷款生意都是政府行为，非马新贻一人所能决定；至于老婆跟别人跑了却怪到地方官的头上，更是闻所未闻。

既然有这么多疑惑，慈禧便不甘心具结此案，批示道：此奏“不足以成信谳”，即令曾国藩“赶紧严加审讯，以期水落石出”。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赶赴江宁，协助曾国藩办案。

之前曾国藩使出一个“拖字诀”，称病迟迟不愿动身，慈禧耐住性子，几次召他入宫，促其赴任。早在九月二十六，慈禧在养心殿内召见曾国藩，并询问他的病情，曾国藩称其右眼已失明。

慈禧曰：我看你行走磕头，精神尚好？

曾国藩曰：精神总未复原。

慈禧曰；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曰：这事很奇。

慈禧曰；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国藩曰：他办事和平精细。

慈禧终于按耐不住了，直接问曾国藩准备何日启程。曾国藩表示尽快，便退出殿门，之后一去又是十几日不见动静。

慈禧不得已，再次召他入宫，加重了语气：“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曾国藩再也拖不下去了，十月十五，启程南下。

此时，张汶祥到底为何刺杀马新贻，除了上述张之万的调查结果和王家壁“督抚不和”的版本之外，民间的街头巷尾又演绎出一些“非官方”版本。据《清稗类钞》记载，当时民间传闻主要有两个版本。

其一，张汶祥原为捻军，后随部并入太平军，眼看着太平军大势已去，风雨飘摇，终日忧虑自己的前程。一日，张汶祥所在小队俘虏了一名叫徐弁的清兵，二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于是结拜为异姓兄弟，共誓：苟富贵，勿相忘。

随后，二人一起逃出太平军营。徐弁为山东菏泽人士，和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是拐了好几个弯的亲戚。马新贻此人非常重视老乡关系，因此徐弁做了巡抚标兵营材官；张汶祥以太平军身份投诚，无法在清军中谋职，于是徐弁便给他本钱，帮助他在宁波开了间典当行。

一日，张汶祥到杭州看望好友，徐弁告诉了他一个天大的秘密：马新贻是“天方教”教门中人，半个月前，西北叛乱诸部写了一封密函给马新贻，说是他们已平定新疆，即将剿灭左宗棠所领之楚军，很快便要入关东进。而江浙一带征讨事宜，均由马新贻负责。

张汶祥当场怒骂：“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典当行，张汶祥生计被断，出于国仇私愤刺杀了马新贻。

鉴于张汶祥和捻军、太平军的关系，这个版本很难服众，张汶祥真的如此热爱大清朝吗？下面这个为友报仇的说法听上去更合理一些。

第二个版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电影《投名状》据此版本改编。

早在咸丰年间，马新贻在合肥任县令办团练时，被捻军头目张汶祥俘虏。张汶祥早有招安之心，加之马新贻能言善辩，被俘后，说动了张汶祥，并连同其友曹二虎、石锦标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一齐出逃。

（图片来源：电影《投名状》）

后来马新贻编选张汶祥的降军为山字营，并据此屡立战功。马新贻很快升迁到安徽布政使，却对三位出生入死的兄弟日渐冷淡。一日，马新贻偶遇曹二虎的妻子，垂涎其美貌，随后设法骗奸，并设下毒计，以“串通捻军谋反”的罪名冤杀了曹二虎。张汶祥经此巨变，誓要诛杀马新贻为友报仇，后终如愿。

曾国藩之三审

在民间沸沸扬扬的流言中，曾国藩抵达江宁府。然而他却不着急审案，每日翻看纪晓岚的志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悠闲度日，一定要等刑部尚书郑敦谨抵江宁后共同审理。

其实，曾国藩自接到调令到抵达江宁，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看似拖延，却一直在动用留在两江的关系打探此案，对此案的“实情”早已了然于心，但照他看来，结案报告却无法据实而写。

为何如此？让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所了解的“实情”是什么。

话说，曾国藩了解到，马新贻被刺杀的前两年，任浙江巡抚时，他府中的一个貌美小妾因病重不治身亡。府台后院死个生病的小妾本也不是件罕见的事儿，但有好事者自称从中发现了端倪，因为这位貌美小妾并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被人杀害的。

马新贻被害后，这两件事被有心人联系在了一起，声称这位小妾不是别人，正是张汶祥之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妻为什么是马新贻的小妾，她又是被谁杀害的呢？

这个版本还得从马新贻在合肥任职县令时说起。当时身为合肥县令的马新贻不仅要管理政务，还要学习湘军办团练，对付当时在安徽境内流窜的捻军，于是他便请了一位对捻军的情况十分熟悉的幕僚，就是张汶祥。

宾主相处甚欢，两家女眷也经常后宅来往。不曾想，一来二去，马新贻和张妻看对了眼，有了私情。此时的张汶祥因一直忙于公事，并未发觉。

几年后，马新贻打了败仗丢了官印，革职回原籍，两人就此别过，分道扬镳。张汶祥没了靠山，恰逢捻军开始做大做强，便投身从捻。

同治初年，马新贻咸鱼翻身，官运亨通，于同治三年担任浙江巡抚。文祥亦已从捻军中脱身，听得老东家作了大官，便来杭州投靠。或许考虑到张汶祥从贼的经历，马新贻对他甚为冷淡，“不以礼接”。

但是另外一面，马新贻又是一位长情的人，他对张妻始终恋恋不忘，急切地追问“眷同来否？”

得知张妻抵达杭州后，马新贻也学着西门大官人的样，找了位能说会道的“王婆”，劝说张妻，与其跟张汶祥过着一眼看不到头的穷日子， 不如从了马大官人，保你一世富贵。

张妻被说动了，她知道不可能说通性子刚硬的张汶祥一别两宽，便偷偷地逃入马府做了姨太太。

妻子失踪，张汶祥到县里告官，这县令早得了巡抚指示，说他一贯“招摇”，咎由自取，此案本官不予受理。数月后某日， 张汶祥接到报信，说张妻在某处出现，他急忙找去，果真就是其妻。他回家后仔细盘问，张妻说是迷路走失，他自是不太相信，但总归回家就好，也不再深究。孰料，一个多月后，张妻又不见了。

这次，经人指点，张汶祥这才知道妻子死心塌地从了奸夫，这奸夫还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老东家马新贻。

张汶祥经此人伦巨变，万念俱灰，杀心顿起。

依《大清律》，本夫杀死奸夫奸妇是不论罪的，但是有个前提，必须要将奸夫淫妇捉奸在床才能杀。

马新贻和张妻都住在有重兵把守的府衙后宅，在这个情况下，张汶祥毫无机会进宅杀人，只能耐心等待一一铲除奸夫淫妇。

一次，张妻外出游玩，张汶祥跟踪在后，将其杀害。当时马新贻估计猜到了凶手是谁，但毕竟理亏，便没有大肆声张，对外就说小妾是生病而亡。淫妇易除，奸夫难杀，直到两年后，张汶祥才把握住机会，在江宁杀掉了奸夫。

（图片来源：电影《投名状》）

可能早在魁玉和张之万审理期间，这番“实情”就已然明了，张汶祥应该早就吐露了“实情”，“熬审”是为了审出那个有可能存在的主使。

但此番“实情”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无法明写，张、魁二人只能含糊其辞，给出三个无法令人信服的动机（可惜有理不在数量多）。因为堂堂的封疆大吏、一品大员，诱奸幕僚之妻，被本夫杀死，声名全毁。死者的家属、亲朋好友无法接受，最重要的是朝廷也接受无力。

马新贻以坐火箭的速度，在五十岁就做了总督，是慈禧一力栽培的、要和湘淮系抗衡的政治明星。现在汇报上去，“老佛爷，您的这位红人死于男女苟且之事”，岂不是相当于狠狠地打了朝廷一耳光，看看朝廷这识人用人的眼光吧？

所以，案情结论自然不能这么写，张之万和魁玉懂得，曾国藩更懂。不过如果不能照这番大家都知晓的“实情”定案，那势必就要谎报案情。曾国藩不愿一人独自承担独断枉法的责任，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等到郑敦谨一起审案，拖他下水。

于是，同治九年的大年三十，郑敦谨抵达江宁。正月初二，曾国藩和郑敦谨便开庭审案，正月未了，此案便已审结。曾国藩和郑敦谨达成共识，联名上奏，跟五个月前魁玉、张之万的初审报告一致:因张妻为人诱逃，求告无门，心怀忿恨，乃乘间刺杀总督大员，并且明白表示本案“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六，谕旨结案。结案后，已经八十多岁的郑敦谨乞旨告老归乡。

四月初四，曾国藩监斩，张汶祥被依法处置。自此结案。

个人猜想

书至此处，各位看官认为“刺马”是纯属个人恩怨所致？还是另有隐情，背后一定有主使之人呢？

有人认为，如果张汶祥属于偏执型人格，那么张之万和魁玉审出的那三个动机（妻子被拐，无人做主；海盗好友被杀；小店被关张），完全可能导致马新贻被杀。

还有人认为，曾国藩审出的，没有上报的“实情”就是真相，张汶祥因为夺妻之恨杀了马新贻，纯属个人恩怨。

当然，也有无数人坚信这就是一场政治刺杀。

在此，我说一下个人的猜想。

首先，我来解答一个疑问，刺马案一出，无论在朝廷还是民间，很多人都认为湘军的嫌疑最大。那既然如此，慈禧为何还执意让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审理此案呢？岂不是法官和被告都是一家人，能查出真相吗？

个人的解读是，慈禧害怕了。我相信，慈禧在心里八成认为刺马案就是湘军的杰作，她没想到朝廷的一次试探行为居然直接导致一品大员被杀。

马新贻被杀事小，湘军集团是借此事告诉朝廷，他们无所畏惧，杀重臣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振臂一呼，谁也说不准。毕竟，太平天国金陵城破的那一天，劝曾国藩黄袍加身的人也不在少数。

曾国藩此人克己复礼，完全遵循儒家道德，慈禧对他还是很信任的，但保不住他手下的若干人等想要那泼天的富贵。江南的湘军一旦反了，全国范围内的湘军，包括之前裁撤的兵勇们，很快便会同气连枝、势不可挡，真到那时，就是曾国藩出马也未必有用了。

所以慈禧慌了、怕了，在第一时间让曾国藩复职两江总督，稳定江南军心、人心。慈禧和大清国第一裱糊匠曾国藩都是玩政治的高手，互相你来我往几次，彼此心意也就渐渐明了，那就各退一步吧。

以下则是我个人对此案作案过程的猜测。

此案案发之时，护卫总管不在身边，恰好此时有老乡前来上访，这些因素都过于巧合，政治刺杀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我大胆猜想，马新贻在朝廷任命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难逃一死。他本身成为了湘淮系和朝廷进行博弈的一枚棋子，湘淮系用来他杀鸡儆猴，示威清廷。

布局应当是从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之职开始的。某位气不过的湘系大佬（有人猜测是彭玉麟），招募了死士张汶祥，随即展开筹备谋划工作（此处脑补《琅琊榜》剧情）。

马新贻府中的小妾死亡，或许给了他们突破口，从中做局，给马新贻泼脏水。这一系列的剧情应该都被安排的有据可查、滴水不漏，张之万和魁玉及一系列的主审副审，应该都认可这些摆在眼前的所谓实情。

不过，我也认为做局的那位大佬其实根本不在乎大家到底相不相信，他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向朝野展示湘军的能力。他们不仅有能力让一品大员当街横死，而且还能让他死得身败名裂。甚至这位大佬还有可能希望朝廷震怒，下严旨惩治湘军集团，他就可以趁此机会，带领兄弟们揭竿而起......

接下来，我也相信市井中流传的那些和“实情”有个三四分相似的流言也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用“谋反”和“桃色事件”对马新贻进行进一步抹黑。

我认为，曾国藩与此事应当无关，但事后他一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到底是谁所为。作为湘军元老，他自然要保住自己人，所以等于是在慈禧的退让和默许中，他前去江南安抚、弹压那些蠢蠢欲动的心思，顺水推舟给出了最后不清不楚、难以服众的结论。

但湘淮系在此事中也做出了让步，结案的同年，丁日昌回潮汕老家守母孝，无湘淮系背景的天津南皮人张之万出任江苏巡抚。

刺马案暴露出中央政府和地方相互倾轧的问题，清廷此时没有能力去解决，所以也只能大事化小。但慈禧老佛爷毕竟不是吃素的，虽然她在刺马案上吃了大亏，但在随后的杨乃武和小白菜案（点击阅读）中拿下众多江南湘淮系官员，成功扳回一局。而湘淮系在杨白案中栽了跟头，后来也没有发作，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此案中占了大便宜，或许还有些理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