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蔡依林发布歌曲《玫瑰少年》。这首歌由她和陈信宏及蒋行杰共同创作，为了纪念18年前死去的一个少年。

2000年4月20日11点42分，屏东高树国中的国三（初三）正在上第四节课。这是一堂音乐课，在合唱完一曲《珍重再见》后，学生叶永志在下课前8分钟请示了老师，独自去上厕所。可他一去就再没有回来。直到中午学校发便当的时候，有同学去厕所小解，才发现了摔倒在血泊中的他。

叶永志随即被送往医院，但数小时的抢救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在21日凌晨，医院宣告抢救无效，15岁的他就这样离开了。

（叶永志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00年4月21日）

温柔的农家少年

1985年，叶永志出生在屏东县高树乡建兴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台南村落，他的父母依靠种植烟叶为生，母亲陈君汝还会做些洗头理发的活计贴补家用。他是长子，家中还有一个弟弟。

（四季晴暖的屏东地区）

在这个宽阔晴朗的地方长大的叶永志从小就心思细腻。他喜欢编织、烹饪、做女红，“很喜欢玩扮家家酒的游戏，玩煮菜的玩具”。在妈妈口中，他做菜做得很好。每到端午、中秋这样的节庆，永志还会买来粽叶，备好烤肉的东西，料理的一应俱全。就连陈君汝有时候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买来的粽叶。煮菜时他总是很快乐，蹦蹦跳跳的，不停模仿着娱乐节目里主持人的样子。

永志对待家人十分温柔体贴。妈妈晚上收了工，他就走过来给她按摩，有时还帮她洗头。平日里他也留心着妈妈的身体，妈妈一有了头疼、咳嗽，他便用电饭煲煮些草药端给妈妈。隔壁邻居夸赞永志，说他比自己家三个孩子加起来都强。

（小时候天真可爱的叶永志）

即便如此，陈君汝自己偶尔也会觉得儿子似乎太女性化了。叶永志读国小三年级时，学校老师告诉叶家人，“叶永志喜欢做女孩做的事，应该带他去检查检查。”

于是陈君汝把永志带到了心理诊所。但心理医生告诉他们，“永志是正常的孩子，如果谁认为他不正常，对方自己就不正常”。陈君汝于是安心地带永志回了家，决定“要让他过得快乐，让他自由发展”。

但直到意外发生以后，陈君汝才醒悟，原来她视若珍宝的儿子“在学校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她说这话时，眼神发怔，含泪看着远方。

“妈妈你要救我，有人要打我”

陈君汝口中“上厕所的权利”，是指叶永志不能像别的学生那样自如地在课间独自上厕所。多半时候，他会提前几分钟报告老师去厕所，有时候他会拉着一个要好的男同学同行，有时会在上课钟响后借用女生厕所及教职员厕所，总之是不敢落单。因为一旦落单，他就会被堵住，被霸凌者用言语奚落嘲弄是“娘娘腔”，甚至被脱下裤子来“验明正身”，有时他们还对他施以殴打。

对于这样的欺侮，叶永志很是苦恼。他曾告诉妈妈，在学校里会有同学脱下他的裤子，要查看他的下体来确认他“是不是男孩”。

（永志曾向妈妈诉说苦恼）

陈君汝是个性格坚定强硬的女人，她告诉儿子，再遇到这样的人要辩驳回去，告诉他“我有的你也有，没什么好看的”，或者直接脱下来给对方看，让对方从此闭嘴。她告诉儿子，要忍耐勇敢。但叶永志听了只是沉默，渐渐地也不再和妈妈说起学校的事。他写了求救的字条夹在书本里，上面写，“妈妈你要救我，有人要打我。”但他没有把字条交给妈妈。他死后，陈君汝才在书本里发现了字条。

其间，陈君汝也曾经直接找到过他的那些同学，告诉他们不要再做这种行为，但这些劝告都无济于事。无力的劝告和无意的忽视也让陈君汝在事后万分自责。

（在采访中，陈君汝谴责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而这些学生长期针对叶永志进行伤害、恐吓、威胁和故意排挤的行为，正是屡禁难治的校园霸凌。有学者研究过，初中阶段往往是校园霸凌最盛行的时期，而当要结束一段学业时，霸凌的情况又会进一步恶化。这也就意味着，正在念国中三年级的叶永志，正处在同龄人敌意最严重的时期。

他渐渐地恐惧独自行动。被霸凌者堵住欺侮的恐惧，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

除了对烹饪、编织的喜好外，叶永志在学校里最喜欢上音乐课，因为他声音高亢，“比女生还要高”，能够在这个课堂上找到一点信心。这些喜好和行为，都使他远远偏离了一个父权社会所要求的“男孩”形象，也成了霸凌者欺压他的“合理借口”。

（陈君汝多次向老师和学校反映儿子被霸凌，但都未得到回应）

但学校却对霸凌行为视而不见，从未加以制止或劝导。有老师说，“他的行为导致有些男生看了不习惯，因此两方都有问题。如果有辅导的话，他就会改。”老师还责怪叶永志自己没有性别平等的概念，只和女同学一起玩，很少与男生来往。

他死去时，因脑袋受了重创，头和鼻子都流出了大量的血，神情非常痛苦，只能躺在地上微弱地呼吸并试图爬动，甚至没能拉起裤子的外拉链。

（出事的厕所里早已不见永志的血迹）

甚至当天出事后不久，在未经任何许可也未发布任何通告的情况下，学校很快清扫干净了厕所的血迹。叶永志在学校保健室接受了简单治疗后，才被转移到当地同庆医院，后又因伤势严重，被再次转送至屏东基督教医院。校方直到叶永志去了医院才通知叶家人，“你们儿子在学校厕所里晕倒了。”

“我要司法给我公正公平”

黄昏时，医生告诉守在急救室前的叶家人，“小孩的脑袋就像豆腐摔到了地上，没有开刀的机会”。21日凌晨4点45分，医生又告诉他们，“小孩没救了”。

对于儿子这样平白死去，叶家人难以释怀，他们要求学校给出一个合理公正的解释。社会团体也纷纷参与进来，抨击校方处置不当。

6月，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蒋忠义监察官以“学校设备安全不足”的业务过失为由向高树国中的校长、总务主任及庶务组长提起公诉。同月，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和台大医学院分别对尸体进行解剖，给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尸检报告。法医研究所认为，死者死因确系昏倒而导致的颅内出血，但其昏倒可能是自身疾病造成的。但在台大医学院的报告中，叶永志生前患病的可能性却被排除了。

在陈俊志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中，要强的陈君汝在谈及这件事时露出脆弱落寞的神色，“我没有进去看，我先生和小叔进去看（解剖）了”。法院告诉叶家人，叶永志或许生前患有心脏病，陈君汝觉得这说法荒谬极了，“他们一直说我的小孩子是生病，其实不是啦。”“你可以去看健保卡，看看我的小孩从小到大有没有看这一科。”

（想到解剖场景的陈君汝）

但基于法医的鉴定说明，2001年1月，屏东地方法院判决校长三人无罪。检察官随即提起上诉，同年8月被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驳回。

但叶家人和社会团体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再次上诉至最高法院。2004年，台湾最高法院认为此案判决尚嫌率断，撤销原判决并重发给高雄分院。但2005年，高雄分院再一次以无法排除死者生前患病可能且厕所内无积水为由驳回了检察官的上诉。这一判决在次年被最高法院以证据取舍理由不备而再次撤销发回。

直到2006年9月，这漫长的诉讼之路终于了结。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等社会团体陪同家属参与了这次开庭审理，义务协助的律师和学者也帮助撰写了诉状。这一次法院最终认定了叶永志的死因，称他因如厕后急于返回教室，在步下台阶时踏上湿滑的地板，瞬间重心不稳并引发迷走性神经昏厥，最终倒地身亡。厕所地面的积水因毛细现象被死者衣物吸收，因而并不明显。三名被告人因疏于维护学校的安全环境致使叶永志滑倒死亡，分别被处以五个月、四个月与三个月有期徒刑。

（媒体报道判决结果）

六年诉讼结束，叶家人却并不感到高兴。每一次提及孩子的死，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次折磨。六年下来，他们只是想要一个说法，一个公道。

（判决后，陈君汝接受采访，神色悲戚）

从“两性”到“性别”

在诉讼途中，叶家人也听过不少劝阻的声音。陈君汝说有个老师曾经劝她，说永志这样的孩子“死了也是一种解脱”。陈君汝听了想，难道儿子像女孩就该死吗？

她说，“社会上有一些无形的力量，会逼死一个人，但很多人都没有感觉。”

最能感受到个中悲哀的，当然是那些有过相同经历的人。

在关于叶永志的纪录片播出后，许多人纷纷留言讨论，称自己小时候也有过和永志类似的经历，也曾因说话温和、行事腼腆等原因被欺侮嘲笑。

（有高中生给陈君汝写信，说身边有人在自杀，在跳楼，自己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

一个男孩从小就被框定了标准，应当阳刚、强壮、有活力，似乎这样才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男性在追求这个标准的同时，也就成了这个标准的“奴隶”——那些不符合“男人”标准的品质都应该被压抑、摒弃，被羞辱、折损。温柔、细心、体贴之类的品质都因被女性化而被歧视。就连《红楼梦》这样的名著，也因为太过“女气”，而总是被大部分男人避而远之。

最悲哀的是，许多男性因为被指责是“娘娘腔”而仇视“娘”一类的字眼，甚至面对与自己相像的后辈时，潜意识里也觉得对方是应该被“纠正”的。

当然，承受这些压力的除了“娘娘腔”的男孩，还有被恶意诋毁为“男人婆”的女孩。她们没有按照刻板印象中那样害羞文静地成长，便被恶意打上标签，被戏弄调侃。

在永志的惨剧发生后，台湾“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随即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200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法施行，特别侧重了性倾向、性别特质和性别认同等内容。在这部法律推行后，很多亲友对陈君汝说，“你的儿子没有白死！”陈君汝也想，如果永志的死能够推动这部法律的制定，那么也算是“死得有价值了”。

2006年，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出版《拥抱玫瑰少年》。2007年，台湾“教育部”拍摄纪录片《玫瑰少年》，2009年发行至岛内高中作为教材。

（《拥抱玫瑰少年》一书的封面）

少数人的力量

诉讼虽然结束了，但这并非叶永志事件的终点，相反，这却是陈君汝另一段旅程的起点。

在永志死后，陈君汝多次参加同志活动，为他们发言打气，呼吁他们要勇敢做自己。她说“永志还来不及长大，我不会知道他是不是同志，就算是，我也觉得他没有错”。她觉得这些发声的年轻人就像自己儿子一样是弱势的孩子，他们不该“在黑暗中哭泣”。

一次活动发言中，她叫台下的年轻人“孩子们”，惹得现场哭声一片，她反而强忍住泪，告诉他们“不要哭，哭会显得我们懦弱，我们没有错”。

（陈君汝向他们喊话，“要做自己，不要怕”）

在《玫瑰少年》发行后，对叶永志的讨论又多了起来，有人对这些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将叶永志“圣灵化”反而会削弱真实感和震撼性。这些人说，永志总是被塑造成一个听话乖巧的形象，如果他不是这样的少年，社会大众是否还会对他投注这么多的心疼？他们发问，“在脸书上贴清凉照的是玫瑰少年吗？在火车上口※交的也算玫瑰少年吗？”

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在直指“少数人”的问题。叶永志因为偏离主流男性形象而成为少数，在校园中遭受霸凌；同志因为偏离主流性向而成为少数，被社会异样看待。这个设问其实也是构建了一个偏离了人们期许的少数形象。

（告别仪式上同学曾为永志唱起他生前最爱的《听海》）

不得不承认，少数在社会上始终是被排斥的。福柯认为，历史上疯人院的出现就是人们为了将少数疯癫的人驱除出“理性”的文明世界，从而进行“自我”和“他者”的划分。尽管文明在发展，但这样无形的“疯人院”却似乎越来越多。主流大众试图通过一条条标准确认自己的主流身份，但繁复的标准之下，却越容易因为不达某条标准而流向了少数群体，就像不愿意结婚的女性、丁克家庭、抑郁症患者……其实我们时刻都在“少数人”的边缘。既然成为少数似乎在所难免，我们或许不应该细究落入少数的标准，而更应该去发问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少数。

2018年，台湾通过“反同公投”，限制立法机关不得以修正民法的方式实现同性婚姻，全台湾地区为此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曾积极参与叶永志一案的社会团体也大多为此呼吁发声。2019年5月，台湾立法院另又立法通过，保障了同性别二人的结婚权利。

（台湾第一对登记结婚的同性情侣）

参加活动，站台发声，陈君汝多次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但她终究要回归到平静的生活里去。

家中已经几乎没有了永志的痕迹。为了怕陈君汝过度伤心，家人将叶永志留下的遗物大多烧毁了，但有一株放在电视机上的万年青留了下来。那是永志小时候在一个小小的花盆里栽培的，高高地摆在电视机上。陈君汝始终没有换掉花盆，也依然把它摆在那里。每每出现地震，她首先要抱到怀中的就是这株万年青。

（高立在电视机上的万年青）

（喜宴上唱着歌的叶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