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判死刑后可以找“宰白鸭”顶包？

什么叫做宰白鸭？指的是收了钱以后，专门为人顶罪坐牢的流民。

这些人为了钱财，不惜坐牢受苦，就像任人宰割的鸭子一样，所以叫做宰白鸭。

从古至今，中国司法系统都有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

而腐败现象的极端，就是找人替一些重大罪犯来顶罪。

香港电影《古惑仔》中，B哥手下有个兄弟叫做大头，本来和陈浩南平起平坐。

B哥杀了人以后就让小弟去顶罪，大头就说是自己杀了人，代替大哥坐牢。

本来认为误杀罪只会判三四年，结果被判刑9年。

于是，大头从20岁开始坐牢，直到28岁才出狱（表现好减刑1年）。

人生最好的8年，就浪费在监狱中。

这类事情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艺人谢霆锋交通肇事以后，也让司机去顶罪。

后来顶包案被识破了，谢霆锋被判有罪，接受社会服务令240小时。

古代的“宰白鸭”顶包这种事，也是比较常见。

古代的司法权力高度集中，地方上都是县令一人负责，存在司法腐败的便利条件。

而以前的社会盲流很多，存在大量的流氓、流民，都是没有生活来源，朝不保夕的人。

这些人本来就是烂命一条，拿钱去去几年坐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况且，顶包以后拿到的钱并不少。

清代初期，有个地主的儿子醉酒纵火，将另一个家族的祠堂烧毁。

烧毁祠堂在清代是非常大的事情，被判处两年徒刑。这个少爷不能吃苦，地主就花费200两银子雇佣一个流民，说这把火是自己放的，最终坐牢两年。

在清代，2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普通农民家庭一年开销也不过二三十两。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老丈人胡屠夫，很辛苦的每天杀一头猪，才赚一钱多银子。

不过，帮人顶死罪倒也不常见，是“宰白鸭”顶包最高档次。

为什么不常见？原因如下：

第一，一般犯了死罪的案件都非常重大。古代这种案子也不多，关注的官员较多，比较不容易搞鬼；

第二，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人命案，有时候皇帝也会亲自过问。欺君是重罪，官员一般比较谨慎，不敢随便乱来；

第三，有再多的钱，也不容易买到一条命。对于任何人来说，自己的性命都是很重要的。钱再多，也要有命来用才是。普通老百姓即便再穷，一般也不会不要自己的性命乱来，不然可以干脆违法犯罪赚钱了，何苦去顶罪。只有极少数亡命徒或者急需要用钱救命的无赖、地痞，才会为了钱不要命。这些人毕竟是很少的，不容易找到；

第四，死者家属一般不会放过人命案，不容易被收买不再追究。比如今天很多杀人案，受害者家属甚至不要赔偿，就是要将杀人者重判。宰白鸭这种事，只能瞒上，不能瞒下，瞒不住受害者家属。如果受害者家属不愿意被收买，质疑去闹，这事就会穿帮。

等等。

实际上，真正那种斩立决的死罪，没人愿意顶罪的。

真正愿意顶死罪的“宰白鸭”，基本都是可以从死刑转为长期监禁的重罪。

古代和今天不同，皇帝经常会大赦天下，对犯人进行减刑。

死刑犯遇到大赦，就不用处死了。

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顶罪坐牢。

清代文学家方苞因文字狱而坐牢2年，出狱后写了《狱中杂记》。

书中记载了几件“宰白鸭”的事情：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杀人罪而顶包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他在外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杀人案的，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遣，要求再三，都没批准，还老大不高兴呢！

这个李某长期坐牢，对监狱很适应。在外面，他无法找到像样的工作，根本不能自食其力，也是要饿死，还不如替人坐牢。他这种人上下打点以后，坐牢也不怎么吃苦，每年还能赚到几百两银子，赚足了以后就可以出狱享受了。

自然，这不仅仅是买通李某一个人顶罪这么简单，还要上下行贿，买通整个腐败的司法体系才行。

自然，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大家看看《水浒传》就知道。

林冲如果没有行贿，就会同很多犯人一起去做苦工，从早到晚不能休息。

行贿以后，林冲就被安排到天王堂里扫扫地、烧烧香，工作非常轻松，等于是休养。

武松也是一样。本来他拒绝行贿，会被关到条件极为恶劣的土牢房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然而劳改大队长的儿子施恩要用武松，于是他被好吃好喝的养着，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宋江更是夸张，行贿以后甚至不用住在监狱里，可以随意出入，干什么都行，比住酒店还爽。

自古以来，司法腐败是社会最后的红线。

一旦宰白鸭的事情大量出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会一落千丈，政府离垮台也就不远了。